品种经济性的产权设计，必须考虑离散区间的特点：将基础性资源（如基础设施）的共享与个性化增值产品分离。前者（基础设施共享）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作为网络的协同有机化这一方向；后者（个性化增值）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诸多离散节点的价值创造。
品种经济性要求分享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不同于工业化中的生产资料公有。现代性的公有制并没有区分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而把资本当做铁板一块的东西。罗默已经注意到具有外部性、网络效应的知识，具有不同于物产的特殊性。在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但即使是罗默，也只是得出把知识当做公共品，由政府加以投入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网络的共享本身具有经济性，尤其是具有对于个性化增值的品种经济性。
如果围绕开源软件进行制度设计，马上就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开放源代码，在开发平台上共享设计代码，这样做完全可以不是出于公平，而是为了效率。这是与现代性条件下的公有制根本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品种经济的首要优势不在于共享物质资源，而在于共享信息资源。这两种共享的生产力基础不同。
公共品的制度解构与建构
公共产品也有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的区别。对于公共产品来说，现代性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只能对单一品种（比如四年一次的同质化最大利益表达，或同一个生产周期内最大化的共同需求）进行响应。在这个范围内部，人们比较不同制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之比，由低到高排列。无论怎么排列，制度只能对一种现象进行响应，这就是共同利益，相当于X点，只能在X点的运动轨迹上进行制度设计。
后现代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要对多品种需求进行规则上的响应。比如，顾客或公民提出共同利益之外的个别利益要求。游戏规则能不能在满足共同利益要求的前提下，一对一地响应他们的要求，而制度能不能满足这种游戏规则的要求。这就相当于系统在解决了以极限的方式（X点导数的方式）进行响应之外，能不能对K域这个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上的不连续的要求，符合经济原则地进行一一响应。这种经济性不同于仅适于X点轨迹的规模经济性，它是对K域进行复杂响应的范围经济性。
此刻，我们需要重温波兰尼提出、马克·格兰诺维特发展的嵌入理论。嵌入的意思是经济嵌入社会，相当于将X点嵌入K集合。将原子化的契约行为，嵌入网络化的非契约行为（非正式契约，或非长期契约）。比如，在生意之外，存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律之外，存在广泛的人民调解。后者降低了前者的制度交易费用；更主要的是，随着网络集合中的元素的增多、关系的交互，使协调成本不升反降，共享网络外部性。
制度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反应，要求制度理论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语言转向，二是关系转向。语言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把制度当做语形时，如何让它能响应不同的语义，回应委托方不同的利益要求。好的制度可以通过泛在的基础设施，相对低成本、高效能地响应委托方的个性化要求。关系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解决利益冲突中利用社会网络降低协调成本，使之比机械化的协调（正式制度协调、法律协调和科级协调）具有更高的效能。
从发展趋势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界限将日益模糊，两者的制度将出现趋同之势。
制度的表征
后现代主义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制度事实上是世界三的客体”。
这是基于后现代经济中的意义的表述，意义将制度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布瓦索看来，“制度只能在所有有关人员可以理解的共同设想或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不是政体内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共同的象征逐步清楚表达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象征本身是通过积累慢慢确立的。”这里的象征是指存在于K区间的意义，理性的意义（逻辑）是它的特例。
按照斯图尔特·霍尔更简洁的表述，“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做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
这里的文化和意义，都是理性资本（X点）在K域中的参照物。正如商品系统、金融系统是货币的主要载体，文化和意义的维度（世界三）也有自己的载体，这就是意义符号，语言（包括编码语言）是最重要的意义符号（货币是意义符号的一个特例，它只能表达特定的意义，即理性的意义）。
“世界三”这种说法来自波普尔，与之对应的世界一是实体世界，世界二是主体世界，世界三是信息世界。对于知识来说，这三个世界的区别就好比大脑、精神和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心物一元的，它不同于主观的精神，也不同于主体。我们把世界三当做信息空间。
强调“世界三”这个独立维度和符号这种象征体系，暗示后现代制度与现代性制度的质的不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