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经济学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要设计显现魅本身的显影液。中医吃亏就在于没法让经络“显影”，所以被科学主义者贬为“伪科学”。前面说过，互联是有机互联。这个有机性，实际上是可以迂回显现的。原来，关键在于将品种内生进入经济学。品种好比网络节点，互联可以通过节点之间的关系显现。以往经济学不处理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问题，所以不需要“品种”这个概念。现在有需求了，于是用D-S模型将品种内生化了，一下解决了新经济的一大片问题，如新增长理论中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多品种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但这些还不是后现代经济学，因为他们证明的不是品种经济，而是品种不经济。有了很好的显影液，却没有把魅显现出来。增长理论围绕解释分工分成两派，一派（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杨）视分工为品种多样化，指向创新；另一派（贝克尔、杨小凯）视分工为专业化，指向协调成本。由于D-S模型本身的局限，使两个方向都没指向魅这个问题本身。魅本身的意思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汪丁丁有一解，认为个性化经济来自人力资本体现的局部知识和知识互补，已接近了正解。我认为，有机体与无机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同是协调品种多样化，前者（魅）的特征是边际协调成本递减，后者是边际协调成本递增。因此，关键是将D-S模型改造为范围经济模型。
组织的理性的主要体现
在现实中，组织的正式化与组织的效率存在矛盾，消除这种矛盾是组织理性化追求的目标。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当组织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效率一致时，组织就实现了它的理性。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效率一致而效能相反的情况。
组织的正式结构对于现代性来说就是科层制。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组织中的体现，他指出组织正式结构的来源，在于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合法性。正如约翰·迈耶与布利安·罗恩指出的：“科层化理论之所以把理性规范视为对组织正式结构的产生具有影响作用的一种自变量，是因为科层化理论认为这些理性规范是一种建构于现代社会和人格中的普遍价值观。”他们指出组织变得理性化的两条规则：“当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在特定技术工作活动场域中出现时，正式组织通过把这些规则作为结构要素予以整合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特定场域中理性化的制度结构就扩张得越快，容纳理性化的制度的场域之数量就越多。”
我们沿着组织理论的两个基本维度观察其体现理性的现代性特征。一个维度是委托—代理关系，包括信息不对称关系；一个维度是组织的效能状态，体现于组织规模（小规模更有效能，还是大规模更有效能）、组织结构（科层制与扁平化的结构与解构）、组织边界（企业联盟、外包、虚拟企业）、组织机制（以职能为核心还是以流程为核心）、组织体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组织资源等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现代性（理性）的第一个基本表现方面
组织是为协调而存在的。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组织成本时，则发生资源向企业组织的聚集。在这种聚集中，产生了组织委托—代理二分。
委托—代理关系，是目的—手段关系在组织中的映射。委托人体现组织的目的，代理人充当实现目的的手段。手段从目的中分离，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工具理性主要体现在这种分离之中。这种分离一方面提高了实现目的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了偏离目的的效率。当代理人作为经济人，追求私利超过追求委托人给予的权利时，就会出现组织异化，即组织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对此，韦伯也清醒指出，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了一个禁锢人性的“铁笼”，除非先知重生，否则“直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时”，这种情况也不会得到改变。
目的与手段分离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最终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生产者由于比消费者拥有更加充分的信息，而可能为了服务者的利益损害被服务者的利益。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是在研究对象（即信息）上，具有与后现代经济学的共同之处，但信息经济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现代经济学而非后现代经济学。这是因为，信息经济学只是适应甚至固化信息不对称，视信息不对称为当然，仅仅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人行为；而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是手段如何向目的复归，服务者如何在后现代机制作用下，减少自身的异化行为，使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变，最终向被服务者的目的靠拢，实现产消合一的问题。
组织效能的边际成本递增，是组织现代性（理性）的第二个基本表现方面
组织的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是指：基于网络的组织初始投资巨大的技术经济特点，在组织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中，随着用户规模的增长和组织服务量的增加，组织建设初始成本可以在更大的用户范围和服务量上均摊，新增每单位服务或新增每个用户对应的新增成本趋于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