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组织本身当做语言，在正式组织这种语形之下，实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义。组织作为符号，如果不能言尽其义，实现组织本身的目的，那么符号本身只是僵死的、无意义的形式，就像害了“工业病”的企业组织一样，违背企业建立的初衷。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这样做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差异内生进结构。组织也可以是多品种的、复杂的，而不仅仅像正式结构这种语形所显示的那样简单。针对能指的组织最优，对于所指就是一种讽刺，意味着为了形式而忘记它面对的变化着的实际问题。
索绪尔认为，单个语言符号的差异是消极否定的，然而从这否定的差异中却能生出积极肯定的语义。“一个单词的内容，最终并不是取决于它的内涵，而是取决于它外部的关系条件。”对组织的启发在于，职能本身的意义往往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取决于由流程联系的关系网络。这是现代性组织理论的盲点。现代性组织理论在遇到过高的组织成本时，往往只是考虑调整组织的规模或大（如韦伯官僚制）或小（如公共选择理论），而不考虑推动效能的质变。
列维-施特劳斯提出象征结构。象征是从前现代现象中提取的一种后现代概念，它强调的是结构的有机性，要求像社会有机体那样看待结构，把结构当做是活的。这与现代性把组织看成是机械死板的正式结构，形成了对照。在《野性的思维》、《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中通过把神话作为一种象征结构的分析，他一步步转向了对组织的文化与社会分析。
德里达的延异与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代表的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忽视了形式背后的内容呈现，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以延异作为本体系统的原型，作为无中心的中心，以解构形式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延异，可以视为对K集的原型描述。延异的意思是差异之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多元化、异质性的元素，先于把它们最优化为一个中心（X点）的意图；二是这些差异性元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历史发展，具有自组织、自协调的有机联系。
如果硬要把延异表述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近于视变异本身不变（飞矢不动的芝诺假定），后者就是无中心（多元化、差异化）的中心（顶层原则本身）。德里达把延异（K集合）绝对化了，完全不考虑形式化（函数），更是彻底否定逻各斯（X点导数）。用数学语言表示，德里达相当于将K集合元素的离散性绝对化，反对用函数这种形式化的结构去限定元素，更不用说，他完全否定从元素的连续性中获得导数这种逻辑化的东西。延异相当于反对连续的连续统。德里达如果会用经济数学表达的话，他在第一步连续假定上，就会与最优理论冲突。按他的观点推测，他会认为作为最优理论数学前提的连续本身会否定品种经济性，而与个性化、多元化的现实内容背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分歧。
德里达这种极端解构，并非没有建设性。其建设性（包括巴特《作者死了》的建设性）在于，主张完全从消费者（在他们的文本中说的是读者）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生产者（在他们的文本中说的是作者）和产品（对应作者自我中心的作品）出发来考虑问题。
顺着德里达的思路来反思企业，企业这种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它只是有限地考虑消费者，而不能从根本上以消费者为本考虑问题。组织为生产与消费关系确定了一个初始的结合形式，但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却只能有限地对消费者进行反应。
例如，流动性陷阱就反映了现代性的组织缺陷，由于组织的目的是以资本为逻各斯中心的，即使资本的价格已经为零并且继续下跌，但企业组织的刚性决定了宁可在宏观上来一场经济危机，也绝不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本与劳动的有机构成调整（如果这种调整要求资本价格为负），实际这正是经济危机在全社会水平要达成的同样结果。原因就在于，企业这种组织认为，如果不以逻各斯为中心（或者说不把资本的利润作为正值），企业根本没必要存在。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对组织的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解构。
后结构主义提出的建设性问题是，能不能把解构本身内??于组织机制设计呢？企业在这方面提出了变化管理和动成长的概念，是值得经济学家反思的。
后结构主义的组织思想
对于组织来说，后结构主义观点倾向于强调组织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组织的内容是活的，是差异之流，是众多元素在彼此区别的前提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显然，这是对泰勒科学管理的组织理论的否定。以后结构主义的尺度衡量，科学管理否定了人的生命创造力和创新活力，把人变成无差异的、可彼此替换的物（螺丝钉），割断了人的个性间的有机联系，忽视组织的内容（目标、任务）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现实。
后结构主义有强烈的用户中心的倾向。德里达在《书写学》中，对索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