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
香港公屋制度从1954年开始推行，不仅大规模地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如今大概30%以上的居民仍住在公屋】，而且香港还在公屋管理服务和居住条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本质上来说，公屋和目前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廉租房极其相似，只不过香港的公屋制度更加完善。对于申请人的遴选，管理部门采取公开编号、统一轮候、按号入住或者公开抽签的方式进行解决。公屋的条件并不算好，电影《笼民》【张之亮导演，1992年上映】向世人展示了公屋的真实图景。从此之后，“笼子”、“笼民”成为公屋和公屋居住者的标签。住在公屋的民众发奋工作，期待增加收入，从市场中购买更好也更昂贵的住房。而现在中国内地的现实是，租金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廉租成为奢望。
与香港类似，新加坡的住房问题更是极度依赖政府修建的组屋，解决了80%以上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加坡的组屋质量非常好，居民住在其中的生活品质，并不亚于某些国家的私人住宅。这是新加坡和香港在这方面的最大区别。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指出的：“新加坡政府还能做到以四五倍的房价收入比，向市民出售组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依赖于政府将土地价格控制在较低的区间，且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输入劳工，以保持较低的建筑成本。”
虽然新加坡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大部分居民都居有其所，这是新加坡组屋的最大魅力所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新加坡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时，就专门带上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去考察新加坡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考察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对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赞赏有加。
2010年的地方政府两会期间，北京、上海、山西、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的政府官员纷纷表态，认为高房价已经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决心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来平抑房价，同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北京市政府更是直截了当，“为了达到50%的一级开发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政府将把一级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半以上--约300亿元--返还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当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如此信心满满地勾画着他心中的住房市场建设。在房价持续暴涨时，地方政府的表态固然能够振奋人心，但是老百姓最终在等待的还是这些政策的具体落实。
七成资源请集中于保障性住房
现在的事实是，每逢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之际，维持占据固定资产投资大头的房地产行业稳定的意义就会被过度夸大。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保八”的压力，也就意味着要拯救房地产业。因为这不仅事关地方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土地财政，也事关整个宏观经济层基本面，更关乎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基本收入问题。因此，有人说，短期内在找不出第二个启动内需的增长点的情况下，救楼市实质上就是在救经济。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痛下决心、严厉调控？政策到底落在哪里才不会失去民心基础，这是对中央决策层的重大考验。世易时移，反思过去的10年，很多本可以避免的“非受迫性”失误，最终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成长的致命性顽瘤。中国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经验和教训警示我们，当前中国绝不能够像10年前那样，创造出极为优良的房地产泡沫生存环境，让房地产泡沫出现快速膨胀，前车之鉴不可不警惕。
楼市如果要发展，其关键不在于通过放松货币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给房地产商以喘息的机会，而在于通过供求关系的内在调整，让全国房地产市场进行一次审慎而严肃的价值体系重估，让投资者和房地产商最终找到各自的利益平衡点，并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一批竞争力不强，并且有碍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商。
经过这轮博弈，让70%的城市资源和财政资源集中在保障性住房市场，其余30%留给商品房市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要想真正走向健康，让大多数民众都能安居乐业，就不得不经历那样残酷的现实。建设保障性住房、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房价越高，政府保障群众“住有所居”的责任越重。
这也是一件早做比晚做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