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炒房最早是用来形容温州商人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厦门等地大资金量购置房地产的行为。
面对不断飙升的房价，社会资金发现房地产业是现有的较为理想且风险相对较小的投资场所。于是，这几年逐渐形成了以温州投资客、山西煤老板和深圳炒房人为代表的三大“炒房团”。当然，他们只是活跃于中国的从南到北多个城市房地产业“散户”投资者的代表，但其聚拢资金的能量和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却丝毫不逊于“国家队”的水平。
2009年7月以来，来自山西煤矿、内蒙古煤矿和河北铁矿的企业主将近50亿元资金集中投资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商用物业--三里屯SOHO。而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网站的数据显示，三里屯SOHO开盘仅数天，签约金额已经高达47.3亿元。其中50%以上房源被来自山西、内蒙古、河北的十余名“矿老板”包揽，最高的单笔投资额超过4亿元。
温州“炒房团”曾包揽了上海尚海湾楼盘两栋物业，共183套房源，总价超过9.2亿元。另外，据2009年1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从3月份到6月份，一批温州‘炒房团’频繁在深圳入货。这些温州人里面，有一位叫王老太太的温州人带领一批人在上河坊团购30多套住房，另外还在金地梅陇镇、西乡以及华侨城某豪宅等多个楼盘都有收获，总数高达100多套，就算是几百万元的豪宅也是一次购买多套。除了王老太太这拨人，当时还有不少零散的温州人在深圳进行投资。”
事实也再次证明，温州“炒房团”的眼光果然不凡，2009年下半年房价的走势已经让王老太太这些炒房人赚得盆满钵满。而类似于温州“炒房团”这样的群体，近几年早已经成为推高房地产泡沫投机需求的主要力量。
近几年来，与“炒房团”风靡一时遥相呼应的却是中国大陆产业资本的暂时性休克，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制造业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一方面，大量的产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局，且经营实业的收益率远低于投资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大环境是实行低利率和发放天量信贷，但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获取资金还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在房子上一掷千金的投机者，他们中许多人也是迫不得已才把资金砸向了房地产业。
近几年，由于矿难事故不断发生，中央政府对小煤窑进行了彻底的整顿，煤炭行业“国进民退”的浪潮渐成趋势，甚至有人发出“世间已无煤老板”的感叹。在此起彼伏的血色煤炭声讨浪潮之中，煤老板群体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些巨额的民间资本何去何从成为问题。在当前国内投资渠道极其狭窄的背景之下，需要巨量资本而流动性却最差的房地产行业，成为了他们不得已而选择的投资标的。
由于“炒房团”的热情不减，资金量亦甚是庞大，甚至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暧昧关系，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的炒地热情无比高涨，一时间“地王”频现，且每个“地王”都在不断地刷新纪录。现如今，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型城市，二、三线城市也已经成为了“地王”的天下。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闲散资金共同面临着出路狭窄的问题。如果实体经济投资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更大的“地王”还会出现，投机资金亦将不断把房价推向新的高度。
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刺激性政策出台，中国经济似乎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惊天逆转，V形反转成为各方共识。然而，更多的人发现，基本也就是房地产业快速出现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其他产业多数依旧处于严冬。
社会资金在实体经济的各个角落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房地产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决定了它才是最好的投资对象。如2009年，虽然温州资本先后深陷炒煤、炒棉等陷阱之内难以自拔，但是炒房者却轻易抽身并赚取巨额套利收益。据报道，2009年下半年，温州炒煤团深陷山西，损失达到千亿元。而山西的煤老板们的资金也被套牢。数据显示，温商在2009年年底尚未撤出山西煤矿的民营资本还有1800～3000亿元。其中60%的投资遭受重创，也就是说，亏损的资本最高可达1800亿元。
这让越来越多的资金相信，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当前绝对是社会资本的最佳避风港。正是这样的一种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现状，房地产市场成为恶炒、爆炒最为激烈的领域。
不过，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炒房团”能否全身而退？从历史上的泡沫历程来看，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博傻”阶段。但如果你询问目前正在参与房地产击鼓传花游戏的任何一个人，他们谁也不认为自己会是最后的那个傻子，仍然尽情地陶醉在泡沫不断膨胀的盛宴之中，在他们看来，房价会永远依照他们的想法涨上去。
大家似乎都很相信自己不是最后那一个“大傻瓜”。这个著名的“大傻瓜”理论酝酿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也正在成为中国式次贷危机爆发的理论基础，从这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