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时与外国人的合影，说这是“里通外国”的证据。他对他们说：“我是里通中国共产党，外通外国资本家。”
红卫兵们试图从帮助古家料理家务的一对李氏老夫妇身上打开“缺口”，让他们揭发古耕虞的“罪行”。老头回答他们说：“我是贫农，我只感到他待人不错。”老太太则说：“我在古家几十年，过去亲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现在又看着他们的孙子、孙女长大，如今早解放了，他们若是待我们不好，我们早就走了。”红卫兵失望地骂他们“没有阶级觉悟”。
一天夜里，红卫兵们又来造访。一个红卫兵问他：“解放前你为什么不参加革命？”
他感到愕然。事后他对别人说：“这个孩子似乎在责备我解放前不应该去当资本家，而应该去革命。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他给吵闹得没办法，试探着找到一个姓崔的“片儿警”诉说情况。崔民警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小伙子，他愿意提供帮助。他关切地对古耕虞说：“我完全了解，你拥护党的领导，学习是好的。你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公司，请他们再打电话与我们派出所商量。现在，红卫兵正在风头上，你千万不要去和他们顶撞，免得吃眼前亏。至于我自己，也不能和红卫兵见面。他们来了，我不来；他们走了，我就来。但有一条，他们没有权拿走你的东西。如果拿走了，我作为公安干部是要干涉的。你可以告诉我，我一定设法把东西追回来。”
古耕虞和崔民警聊天时，崔民警还说过这样颇见水平的话：“毛主席对民主党派说过，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难道只能长到17年，多一天都不行吗？”
崔民警的话令古耕虞深为感动。他认为，崔民警是他在“文革”期间遇到的最可敬佩的人之一。
古耕虞除了自己挨批判外，还得不断地为当年的部下们作证。证明那些职员们，包括分公司经理们都不是资本家，他和董事长及董事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资本家。
这天，又来了两个人，调查他的一个表亲。那位表亲解放前是“川畜”北平办事处主任，解放后成了国家干部，家中有银行存款七八千，“川畜”股票上万。来人要古耕虞证明他是资本家。他问：“他自己承认了没有？”
来人说：“不肯承认。”
他说：“他不承认是对的。要换上我，我还要写张大字报，说古耕虞才是剥削者，是资本家，而我是被剥削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感到，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家。有股票，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资本家。在私营企业中有“三权”（财权、经营决策权、用人权）的、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剥削他人劳动的，才是真正的资本家。
于是，他又对来人补充说：“我的表亲哪有什么‘三权’？他仅仅是个普通坐庄的，连襄理都不是。所以，他绝对算不上什么资本家。”
婚姻??古耕虞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正是他来南通读书的那一年，民国时，中国的封建习俗仍然盛行，青年人尤其是富家子弟结婚都比较早。古耕虞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早早成亲。好在这门婚事还令他满意。他的夫人王崇德是四川一个大地主的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二人婚后一直互相体贴、互相扶持、十分恩爱。
后来在重庆时，古耕虞已是名闻遐迹的大老板了，大老板的夫人到社会上应酬是难免的，比如经常到阔人家赴宴，或是打麻将等。按说，夫人在外应酬，丈夫应该陪着。但是古耕虞极少陪夫人外出。
一天，他的姑母打发人来叫他，说有急事。一进姑母的门，他就见夫人王崇德倚在姑母身上抹眼泪。一看这阵势，他就明白了，准是夫人在姑母面前告了状，说整天见不着他的面，肯定在外面拈花惹草。一问原由，果然是。于是，他大笑着对姑母说：“如果我真有外遇，没有陪她去应酬，她吃醋是可以的，但现在她是在对猪鬃吃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