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得到的。
耿直
1958年，古耕虞要求到社会主义学院进修。该学院是全国政协两年前成立的。学员通常的学习时间为一年，他自动要求延长，结果上了近两年。
一次，学院组织学员开会，批判一名曾担任过某省医学院院长的同学。古耕虞在会上多次发言，话说重了。他后来检讨说：“这是一位留美学者，确实说过一些错话。大家批判他，我也批判。但这里面没有一点违心之论吗？不是。我赌过咒，在运动中不要‘顺风跑’，但结果还是顺风跑了！”
还有一次，他和一名右派同学谈心。那位同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教授，解放前跑到了解放区，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一个部的副部长。这位前副部长对他说：“老古，听你说过，资本家学乖了，你在外贸部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乖’的。我可没有你这么‘乖’。有人说，中国已经没文盲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人们就批判我，说我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结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对你学‘乖’，十分感慨。”
古耕虞听完他的话，给他讲了一个老而又老的笑话：孔子有两位得意弟子，一个是做学问的子路，一个是做买卖的子贡。孔子在陈绝粮，先派子路到一个老头儿家借。老头儿听子路说他是孔门弟子，要他先认个字：真。子路说，这字念真。老头儿摇摇头说，不对，这字念“直八”。子路说，这明明是个真字，怎么能念“直八”？老头儿生气了，说，你不念“直八”，我不借粮给你。子路怏怏而回。孔子再派子贡去，老头儿照样来一遍，子贡马上改口说，对对，应该念“直八”。于是子贡把粮借回来了。
讲完笑话，他概括说：“这个笑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有些人爱听假话，听不进别人的与自己相反的意见。我觉得你有些像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书呆子气重。子贡毕竟是做买卖的，会说别人爱听的话，买卖人讲究的是发财，不论是非，你爱听‘直八’，我就念‘直八’，反正我把粮食弄到手了，吃亏上当的是你，于我无损。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真正喜欢这种光会说漂亮假话的人。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完全不必感慨，对共产党讲真话总没有错。”
“大跃进”开始了。大跃进最大的特色就是放“卫星”。古耕虞仍在社会主义学院上学，不到公司工作。但有时也回去看看。一天，他偶尔看到下级公司报来一个文件，说某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大卫星”，一只母猪生了64只小猪。
“我们最好先去问一问养猪的农民，或者亲自到猪肚子下看一看，老母猪到底有几个乳头？”他放下文件，气愤地说，“现在一胎竟生了64只，这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的。至少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大卫星’。我看就不要再上报了！”
大跃进以及其后的自然灾害，使一切都乱了套。四川的猪鬃年产量，差不多一直占全国年产量的30%，历史上没有低过一万箱；而1960年产量仅有几百箱，不到大跃进前的十分之一。古耕虞得知这个消息，气得差点跳起来：“我们古家几代人，在四川搞了几十年猪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不相信这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人搞出来的。”
1966年6月底，古耕虞随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参观团，到河北省香河县参观“四清”运动。回来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快一个月了。他回来没有几天，公司的院子里就贴满了冲着他来的大字报，上面连篇累牍称他“资本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曾有人贴大字报，涉及到他时，一般只批评党委“重用了资本家古耕虞”。这使他时常感到对不起领导们，因为自己连累了领导们。他用幽默中带点儿酸楚的口气说：
“说实话，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个姓‘资’的姑娘，嫁到‘无’家来，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公婆说我好，丈夫也认为我不错。但是有些尖嘴小姑、顽皮小叔却很难侍候，总说我这个嫂嫂‘坏’，而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嫂子的娘家不好。这些小姑、小叔们，只看我昨天，不看我今天，更不看我明天。成天口中念念有词，抓住我的‘娘家’不放。不过，劳动群众印象中，资本家要剥削人，总是坏的，有这些想法并不奇怪。”
但这次不同，那么多大字报，铺天盖地，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批评领导重用资本家，而是指名道姓，直接批判他本人。他突然感到紧张，思想斗争很激烈。
他去找公司党委（他不是党员，所以不是公司党委委员）问：“我再当经理还合适吗？”谁也无法明确答复他。
从那以后，大约四五十天时间，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看大字报。那些大字报上充斥捕风捉影、指鹿为马、说假话、作假证的东西。人们都宛若发疯似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他感到愤慨。无孔不入、无所不敢的红卫兵们跨进了古家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时，看到他在国外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