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周作民的一大长处是念旧。凡对他有所帮助的人，他都记着。他留日的最后一年，手头紧张，又不便再向家里张口，于是准备辍学回国。他偶然与同学潘丹仲说起，潘家很有钱，问他缺多少，他说有三百元即可，潘便如数送与。两人回国后，各干各的事。后来周事业发达，便请潘来金城银行当文书科长，高薪厚禄，事情不多，并由庶务科给潘买好出租汽车公司的车票，可随时使用，等于给潘提供了一辆汽车。后来潘的女婿、侄女婿等亲戚也都来金城银行上班。《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儿子刘大绅也是周留日时期的同学，回国以后一直教书。看到周作民的银行蒸蒸日上，刘不免心生妒忌。一次聚餐时刘借着酒劲冲周说：你周作民有什么了不起，留学时期连一条西装裤还是向我借的呢。周不予计较，事后对刘说：“我们是老朋友，无人时你打我几下也无妨，独当生人前揭底，使人太难堪了。”刘并未就此罢了，后来走投无路，又来找周，想到金城银行工作。周说：我们是老友，无所不可，为了对银行有个交代，最好请老师写一个推荐信。所谓老师，是指当年的留学生监督、后来成了刘的岳父的罗振玉。刘便去请罗写信。罗沉思片刻说：“你们是旧交，为什么要我写信，你大概痛痛地得罪他了。”罗便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并告诫刘以后当注意。
谨慎
1925年，黄郛组阁时，周作民正在外出办事的归途中。他对黄郛任命他为财政总长的事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1905年入同盟会，1907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与策划护国反袁军事。1923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
“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
“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
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
“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
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
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
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