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不得志而死。如果换了范旭东，他恐怕忍不下来。范旭东除了事业，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侯德榜则喜欢听听音乐。另外，范旭东衣冠楚楚，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习惯喷一点进口香水，这样讲究的生活习惯也是侯德榜所没有的。
有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两人之间的差异。当侯德榜的制碱法处于研发阶段的时候，英商卜内门公司的驻华代表李特立来找范旭东，要求合作。这个公司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碱销售市场，看到永利公司在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能量，也很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对于李特立的要求，侯德榜和范旭东反应不一样。范旭东当场就骂走了李特立，而侯德榜则委婉地说，不妨跟他们接触一下。
范旭东在1945年10月4日下午三点去世。资料中记载，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范旭东去世的消息，也是侯德榜打电话通知范果恒的。所以范果恒对侯德榜的感情一直比较深，新中国成立以后，她还常和丈夫去北京探望侯德榜。侯德榜和范家也是不通信的，只不过有时侯德榜来上海出差，顺便看看范夫人。
范旭东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后因为民心所向履职。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11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能够保障范氏后人生活无忧。
师友
在湖南，由进步青年组成的“南学会”举办了“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投考入学，恰巧执教老师为梁启超。梁启超在讲学中，广泛介绍西学，极力鼓吹新政，对封建王朝予以揭露和抨击，从而把学堂办成了当时极负盛名的一所学校。范源濂在学堂半工半读，以节余下的钱供范旭东求学，并时常带回进步书刊供范旭东阅读。受哥哥影响，少年范旭东也成为“梁粉”。“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梁先生的这些话语，深深打动范旭东的心，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为他日后图强报国奠定了思想基础。1898年戊戌变法在慈禧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逃往日本，祸及范源濂，范源濂为躲追捕，被迫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范源濂潜回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再次遭到追捕，无奈他再次逃往日本。这次范源濂带走了弟弟范旭东。他害怕弟弟受到牵连。在日本，范旭东与梁启超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受他进步思想的影响更大了。范旭东到日本先考入和歌山中学，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他在求学之余，编译了一些爱国小说，如《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刊载于梁启超在横滨主编出版的《清议报》上。
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梁启超，对这位来自湖南的年轻朋友自然是爱护备至，除在思想上、写作上不断帮助他提高，生活上也经常给以关照。范旭东常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
回国后范旭东也要搞实业救国。他把自己的志向对哥哥说：“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已经做了民国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非常清楚弟弟的心，他认真思索，认为时机尚欠成熟，劝范旭东道：“还是等待时机吧！”
1912年10月，范旭东心中仰慕的戊戌变法的英雄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了，范旭东迫不及待地又将心声向这位年长自己10岁的师长道出：“我要办化学工业，救国！”此后，在天津意租界梁启超的住所，经常能看到范旭东的身影。他每次来这里，都是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个黑色提包。当他轻轻叩开大门后，主人礼貌地将他请入。在室内，这对忘年之交的朋友便毫不拘束地畅谈起来。他们谈政治、谈时局、更多的则是谈论“工业救国”的梦想。
梁启超对范旭东抱有极大的热情，范旭东也给予梁启超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发生在1915年，梁启超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所著震惊中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檄文，就是由范旭东冒着风险从直隶省送到上海发表的。
当范旭东孑然一身来到荒凉的塘沽海边，立下以创办精盐厂为开端、兴办中国化学工业的决心。他得到了他的师友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梁启超带了头，张謇、蔡锷等名流也纷纷集资，共计5万银元，于1914年创立了久大精盐公司，掀开了中国制盐工业史上新的一页。梁启超虽然已担当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要职，公务繁忙，但对办精盐厂还是倾注了很多心血。每次见到范旭东到来，梁启超都显得非常兴奋。40岁的人了，一面听范旭东汇报，一面扳起手指计算集股金额，算不过来了，就拿纸拿笔算。
久大精盐厂一举获得成功，1916年第一批白花花的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受到市民欢迎。这宣告中国人以粗盐为食的时代行讲结束，但是在销售上却遭到了旧盐商的阻挠。这一关头，又是梁启超出面支持了范旭东。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在他的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