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神志清明，淡泊名利，公私行为，明朗公正；生平不置产业，物质上毫无欲望，……其清廉崇高，实足以移风易俗，令人景仰”。
陈调甫在范旭东死后，对范旭东“个性之足为后世效法者”进行了归纳。他说：“先生家庭崇尚俭朴，公私分明，凡属公司财物，私人绝不假借，薪俸所入，仅敷温饱，岁终偶分红利，亦大都捐助为研究费用”。
侯德榜说：“范先生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与责己严苛形成对比的是，范旭东“待同事非常宽厚，无论厂中高级与低级职员、有技术、无技术工人，均一视同仁”。他“待人接物，极讲平等，决无世俗摆架子行为，与下级职员谈话，保持温和态度，无疾言遽色”。范旭东自己不追求物质享受，而对员工的生活待遇则非常关注，“对于一切福利工作，无不深致意焉”。在久大精盐公司在兴建各盐厂之际，就“建筑工人住室，创办职工补习班，设立工人食堂、工人书报室等，以谋工友之福利，提高工人之生活”。范旭东对于员工疾苦，尤其关心，“厂中有经济困难者，辄解私囊作将伯之助，而不以告人，即其太太亦并不之知”。
气概
范旭东身上有着典型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气概。1925年春，在侯德榜等人的努力下，产品初见改善，颜色开始转白。但4台船式煅烧炉此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改进，需要大量资金。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最后约定在大连会面。在大连会谈中，卜内门方面反复炫耀自己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而永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何不接受卜内门的资金和技术。范旭东在谈判之前已经料到此说。他的回答是：“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否则永利将无法享有政府对民族企业所承诺的优惠政策，对永利碱厂有害无益。”
这一次交锋之后，范旭东回到永利召开了一个董事会。当时永利内部人心浮动，正亟须重振士气，凝聚人心。范旭东在会上坦陈了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难度，世界各国都曾经历多年摸索才得到通途，永利已经付出了大量努力解决了许多问题，现在放弃，岂不功亏一篑。范旭东还描述了卜内门的意图，使股东们在来自外部的压力面前变得空前团结。另外，他还特意对侯德榜给予特别的激励，他历数侯德榜数年来的业绩，说：“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在危机的时刻，留住关键的技术人才是稳定大局的首要。范旭东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永利抖擞精神，空前团结，一致对外。
不久卜内门又安插了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当坐探。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碱厂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投向永利的阵营，向范旭东坦白真相。范旭东赞扬他的爱国之心，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旭东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再经他送交。
范旭东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日军入侵后，他完全不肯合作，不畏风险地带领他的企业集团内迁到后方，重新建厂，并全力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抗战。
1933年春天，他去上海，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来看望他。席间说到“九?一八事件”只是“地方事件”，“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旭东十分愤怒，用日语驳斥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
早在日军包围久大和永利之前，由于日军已经数次侵扰，负责经营和人事的李烛尘未雨绸缪，已经将永利的重要档案和技术资料，由塘沽转移到处在法租界的天津永利总部保存起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军舰已经开入天津塘沽港。当时李烛尘坐镇天津总部，范旭东则南下南京苦劝蒋介石抗战，却没有结果。大局既不可挽回，范旭东便抱着玉碎之心，电告李烛尘：拆迁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1937年秋，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授意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永利碱厂。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负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名正言顺”地得到永利的产权。兴中公司代表刀根曾几次“拜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企图与永利合作。李烛尘避而不谈。刀根又请三菱公司出面商谈，提出由三菱以民间财团的名义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由两家合办永利。李烛尘用上了当初范旭东拒绝卜内门的相同理由：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又几次找到范旭东，要求把永利碱厂买下来。范旭东气愤之极，回答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与此同时，永利碱厂过去的主要对手——英国的卜内门公司也派其华人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