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一样文文打算”，“不宜吝啬，要用得得当，用得恰如其分”，“公私要分得清楚，不得假公济私，不得以私损公”。曾在其手下任职的吴麟鑫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作起来仿佛不要命，常常通宵达旦，连年轻人也比不上他。他平常写自己的东西从来不用公家信笺，私人书信往来，决不用公家的信封、邮票。
抗战期间，穆藕初慎重地向行政院提议颁发院令，劝告四川人改长衣为短衣，以节约布料。他在重庆担任的官职不少，经济收入还算宽裕，但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经常穿的是旧衣衫。老友黄炎培评价他“黄金满筐，而君萧然”。
1943年9月16日，病重的穆藕初从医院回张家花园寓所。并对家人云：“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他一再告诫家人，将来一定要把他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苏州，并用陆游的两句诗叮嘱儿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穆藕初的财产，在他生前就差不多已经散尽。这些钱财，千丝万缕地融化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中。有人问穆家修，他父亲有什么遗产留给他。穆家修笑道：“什么遗产也没有，我们兄弟姐妹中，无人经商，也没有一个是富翁，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父亲的愿望。他把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他认为该花的地方。”
乐观
即使在艰苦的处境中，穆藕初仍保持着乐观。在他身边工作的倪传钺回忆，穆藕初晚年在重庆，“经济大不如前，有一次，唱曲结束后，先生带我们到饭店吃饭，改善伙食，每人点一样菜，规定必须要全部吃干净。吃完后，先生拿起一个空盘子放在面前，很幽默地说这叫照镜子。”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其中有两个中国内地的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穆先生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如此一个乐现主义者就像中流砥柱一般……穆先生的才干和性格是中国的一种幸运，我们为有更多的穆先生而祈祷！”
穆藕初素来坚持体育锻炼，身体强健。1942年12月，穆藕初突然被蒋介石“撤职查办”后，原本不太严重的痔疾突然加重起来。1943年3月19日，穆藕初入中央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肠癌。有一次，好友黄炎培、杨卫玉等到医院探望，见他谈笑如常，十分感动，特意作诗一首，戏云：“老爱吟成癖，闲将病带来。客稀诗境静，医去笑颜开。浩气仍摇榻，刚肠易若灾。明朝君勿药，且漫醉千杯。”
穆藕初认为，国家要富强，重要的前提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要大量的人才。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真正的人才，则必须注重教育。一个不重视教育、没有优良教育的民族，绝不可能是一个进步强盛的民族。穆藕初对教育的赞助，可以说是倾尽了心力。
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此捐巨款。他无偿捐银5万两给北京大学选学生赴美留学，在当时曾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举动，无论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客，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位育小学和位育中学在开办之初，也曾得到他无私无偿的援助。
教育成功的试金石，在于能否培养有用之才。穆藕初在《惜人才》一文中这样说：“国无人才，国将不国，才而不才，或用违其才，非爱惜人才之道”，“人才为国之元气，惜才为培养之原。”
穆藕初选择人才的标准，也是不拘一格。当年出资北大资助学者留美，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用死板的考试，而是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位学者推荐，不限地域，不限学科，只要道德、学问、能力诸方面都出类拔萃，得到这四位大学者认可便可通过。结果选送的五位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人才，其中有经济学家，也有法学家和文学家。
令人感慨的是，穆藕初出资送人才出国留学，不求任何回报，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后为他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须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便算达到了目的。
有一回，穆藕初收到企业中的一个年轻的勤杂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向穆藕初借阅有关棉纺工业技术的书籍。第二天穆藕初便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这个小勤杂工。他问神情紧张的小勤杂工，为什么要借这些书。小勤杂工回答，想自学。穆又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小勤杂工答：“家里没钱，只上到初一，便辍学来当学徒。”穆藕初想了想，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小勤杂工一惊，以为老板要解雇他。穆藕初笑道：“放你三个月假，你准备一下考高中吧。如果你能考上，不要担心学费，都由我来负担。”三个月后，这位小勤杂工很争气，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第一个学期结束，穆藕初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各科成绩优异，便决定在第二年暑期后送他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七年后，这个年轻人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成为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