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霸道，就连外姓的满族贵族都惹不起他们。周学熙感到遇到了大麻烦，他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随着差役赶到施工工地，进行调解。然后自己亲自登门去和几家有关的宗室贵族去商量解决的办法，求得他们的理解。
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的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这个工程建设的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周学熙主张能够省工时省工时，能省开销省开销，从来没想着要把建厂的钱放一部分到自己的口袋。当时所有的自来水器材都只能进口，周学熙决定向洋商招标。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蜂拥而至。他们有的通过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最后选定瑞记洋行，因为他认为这家德国公司的报价比较公道，并且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当然，瑞记洋行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也在工程预算中做了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周学熙对各个环节的事情都相当清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额、准确的行情，打消对方的非分之想。
自来水公司开始供水的那一天，张灯结彩，公司里的职工都换上了崭新的衣服，有官职的人也穿上自己的官服，大家喜气洋洋的聚集在大门口，周学熙拨通了自来水厂的电话，命令水厂开始供水，于是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一股清凉的自来水从水龙头喷涌而来，众人齐声欢呼，有的人放起了鞭炮。从此开始，北京城有了自己的自来水。
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并不认可自来水，因为他们对自来水有许多误解，比如说自来水一放出来，有好多小气泡，人们就误以为这是洋胰子（肥皂）水，说这水喝完了对人身体不好，甚至还有人胡说能断子绝孙。
为打消百姓的疑惑，公司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并各处散发传单数万份。这段辩白文字，今天读来颇为有趣：
“但有一宗事须向大家声明的，因为这龙头乍放出来的水，拿着显微镜细细的瞧，全是极小的水泡儿。因为这个水，起孙河汲上东直门的水楼子，借水楼子上的压力，然后再送到各街市龙头。水楼子高，压力大，又遇着这个冷天，那水管子里面有些冷气，被水的压力催的紧，一时散不尽，就跟着水一块儿出来了，所以水里面有些白泡儿。不过一分钟的时候，那水泡儿就化的干干净净，这个水就全变清了，有不知道的以为是管子洗不净，又有说跟洋胰子水一样，殊不知这个道理。一说便明白了，大家就不致误会啦。”
营业之初，为了开拓市场，京师自来水公司还向居民免费送水两个月。免费试用阶段结束后，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市民凭水票到水龙头处购水。每张水票合0.25枚铜元，可以买一挑水，使用期限为一年。还有一种特别水票，“专为清道用水而设，水价比照普通定价八折实收”。
水龙头由水夫看管。一年四季，除了每天中午休息外，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市民均可持水票购水。后来针对无力挑水的人，又推出了一种可以送水到家的“特别水票”。最早的送水范围在棋盘街以西至宣武门内大街以东，北至西单沿长安街向东到南长街口，后来便推广到全市。直到解放以前，北京市民家里一般都有一口大水缸，就是用来存放自来水的。
拍档
周学熙与陈一甫的关系源于他们父辈的故交。陈一甫的父亲名叫陈序宾，他协助李鸿章总理粮饷后勤二十年，一生兢兢业业、廉洁克己，《清史稿》曾对陈序宾专门记述。同在李鸿章门下，陈序宾与周馥又是同乡（两人家乡相邻），因此结为世交。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陈一甫成为周学熙开展近代北方实业的“最佳拍档”。
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1905年，陈一甫也到了日本。他“昼则参观探讨，夜则详密记录，于机器制造之法，尤所深究”。1906年，北洋劝业铁厂开办，由北洋银元局划出，陈一甫被周学熙委任为坐办，成为陈在实业界崭露头角的开始。1889年，李鸿章创办海军修建船坞，需要大量水泥，于是创办了唐山细棉土厂（启新洋灰厂前身），后被英商占有。后在周学熙倡议、陈一甫赞襄下，细棉土厂才被收回。细棉土厂收回后，因原本亏折净尽，急需大量资金，陈一甫遂“募商款，增机械，制品日益精美，行销远于南洋”。1907年周学熙将细棉土厂改组为启新洋灰公司，陈一甫成为该公司最早的三位董事之一。
周学熙与陈一甫等人闲来无事组织了诗社，常常在家中吟诗作对，对时政也颇为关心。有一天，周学熙、陈一甫等一帮老头儿在土山公园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日本人如何作恶，民生如何困苦之类的话，正好让日本特务给听了去。于是，几个老头儿被抓到了日本宪兵队，周学熙、陈一甫这对老朋友一起做了大半辈子实业，没想到老了还要一同尝一下坐牢的滋味。
雅好
周学熙不仅是大实业家、金融家，还是一个大收藏家。
1908年，周学熙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