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对能否养成高尚的品格关系极大。张謇曾剖析俭啬与高尚道德间的关系，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于人则人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在张謇看来，俭就是节用，对个人来说，它能克服过多的物欲，从而不为物所役，保持高尚的操守，所以要“立德”就必须节俭，“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他意识到质的飞跃来自量的积累，强调“功不必期其速，事不可遗其小”，要求学生不要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从节俭等实实在在的身边琐事做起，切实加强个人修养，即“不以功德为口号，而基础从能俭做起”。张謇崇尚节俭不仅出于“立德”的考虑，而更主要是为了“立功”。儒家的“立功”原来多指出将入相、治国安邦，出则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入则辅佐明君，施行仁政。而张謇则将其升华。他顺应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要求，紧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赋予传统儒家人生观以新的内涵，把“立功”具体成了“立国自强”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的实践活动，使“立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张謇有着拳拳爱国之心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又不满宋儒的“尽是说而不做”，决心要“力矫其弊，为书生争气”，做出一番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业。他认为“立国出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欲富强吾国，舍实业无由也”，即兴办实业和教育是救国的最重要手段。而节俭则是这些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首先，节俭可使人养成高尚之节，而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形象，无疑可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号召力，赢得人们的信任与爱戴，这样在兴办事业时就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反之，“用不节”就会失去信用，就无法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不节俭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事业。在实践中，张謇目睹了一些企业家由于不注意节约，生活奢侈而“倏尔即败”的现实，深感“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他认为，节俭“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只有节俭才能为实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在民智未开、财力支绌的条件下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再次，节俭也是抵御外来侵略的客观要求。列强侵略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商品倾销，凭借其商品低廉的价格来挤垮中国的民族企业，占领中国市场。因此，通过节俭可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改变民族资本企业在“商战”中的不利地位。他曾明确表示“各工厂制造之货，非减轻成本，不足以敌外国进口之贷”。
张謇不仅自己崇尚节俭，“独善其身”，而且还多渠道、全方位地大力提倡。节俭被他列入家训、校训及企业的规章之中，成为他对学生、家人和职员的重要要求。他还把节俭具体到饮食、服饰、家庭支出等方面。这使张謇的节俭具有了要求上的严肃性和具体性。张謇把节俭列入许多学校的校训，如盲哑学校为“勤俭”，女子师范学校为“学习家政，勤俭温和”，南通大学农科为“勤苦俭朴”，商业中学为“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家师范，也是张謇创办新式教育之肇始。他对师范学校的学生要求尤为严格，他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母，师范生作为未来的教育者自应养成节俭的习惯，否则将来就不能言传身教，去感染和要求学生。他建议学生降低伙食标准，省出钱来赈济灾民，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体现“民吾同胞”的儒家信条。他说：“多得钱一千，即多救一命”，“念彼道馑，何独非人？仁义何常，践者君子。诸君倘有民吾同胞之真意乎？”他在《家书》中叮嘱其夫人：“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强调“须一切谨慎、勤俭”，做到“能少奢一分好一分”。张謇45岁才得一子，自然视若掌上明珠，但他对这棵独苗也没有忘记进行节俭教育。他在给张孝若的信中一再嘱咐他注意节约，“除书籍外勿浪用”，还让他在由海门返回南通的路上带点心，到茶馆买开水就食。这对身为总长之子的张孝若几乎有些苛刻了。他还让孝若转告其母亲晚上早些就寝，因为这样“可省灯火”。在生产经营中，张謇更强调要强化管理、努力节能降耗，杜绝和减少浪费。在订立大生纱厂《厂约》时，他以勤俭办厂为原则，对一些开支作了明确的规定，使节约制度化。如他将职员的伙食标准分为平常、休息日和年节（或客至）三种，要求职员严格遵守、不得逾越。在《大生纱厂章程》中，他要求工人清扫飞花洞及车底，捡拾地面花衣、油花，甄别归类，上色留用，次色仍交花栈，以防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