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影视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名片，没有意识到文化落后，民族企业就会被动挨打。韩国的《大长今》《商道》里讲述的故事折射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韩国、在日本、在东南亚得以保留，唯独在我们中国被丢掉了。无论是《大明宫词》《武则天》《汉武帝》，还是《贞观长歌》《大明王朝》，乃至一系列的反腐作品，从头到尾就两个字--阴谋。这是一种相当丑恶的文化，而我们却在制作和输出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中国的商人不值得歌颂吗？值得。但是看了《乔家大院》《大染坊》之后，我们又会悲哀地发现，中国商人最后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中国没有创造商业文化的文明，我们没有给中国企业家的未来追求搭建好信仰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我们的文化没有保护过我们自己的企业。
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产品输出，借助文化的力量来带动中国品牌的话，必须把中国元素提到文化战略层面，一定要有主流的声音，要有非常缜密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文化战略缺陷、缺位的问题。
创新不是技术和钱的问题，最终它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缺少的是文化上的战略思考，中国商业缺乏主流媒体的空中掩护，中国有些记者甚至以打击中国企业作为成名的砝码。
我们的文化蓝天全都暴露在列强面前，根本没有“制空权”，整个文明都停留在迷惘和狂乱当中。没有文化准备，没有商业文明的土壤，我们的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外的商业技术、商业文明和商业文化侵占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
一个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可以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的企业是在国家营销的掩护下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也是一些普通的竞争者，但是它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营销力量在支撑。我们中国企业看上去总是弱不禁风，是因为它们都在单兵作战。中国企业既缺少行业联盟，又缺少国家力量的保护。
在全球的国家竞争中，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没有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力量，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地崛起。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就是民营资本企业的成功史。
跨国公司可能是狼，但是在国家营销力量的面前就有可能变成“纸老虎”。
要想颠覆国外品牌，创造中国的品牌，就必须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品牌”运动，从中国式营销思想、文化传播战略和国家营销三个层面发起反击。
首先，利用世界产业竞争规则，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营销理论，形成区别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式营销思想。
只要利用好中国市场的“复杂地形”，因地制宜地制定营销策略，就能以弱胜强、反败为胜。
其次，在文化传播上为中国品牌鸣锣开道，将品牌营销纳于文化作品的传播之中，甚至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反品牌”运动。当然，这种“反品牌”运动不是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货”，而是告诉中国的消费者，国外那些大品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玩意。比如说，可以告诉消费者麦当劳是什么样的食品，西方资本在国内圈钱的秘密，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土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在质量和服务上超越西方品牌。
最后，在“反品牌”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营销战略。面对跨国资本的抢滩登陆，必须用国家营销的强大力量来整合与动员中国市场，形成统一的、由上而下的国家营销战略，建立统一的行业规范和营销观念，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匹配相应的政策保护，对民营企业家给予更多的体谅、关怀和保护。
未来的营销战争注定是一场超限战
在当代军事战争中，武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那种依靠高新技术武器、昂贵奢华的战争手段逐渐被抛弃。“低成本”和“零伤亡”是验证新式武器有效性的两条标准。当代军事战争不再是军事和技术的马拉松赛跑，而是士气和勇敢、智慧和谋略、战术和战法的较量。
战争没有固定的赛道，而是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因素。当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文化战悄然出现的时候，那些拥有无上杀伤力的核武器反而显得力不从心了。
正如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所提出的，传统战争的思维模式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是一种“武器至上”的逻辑；现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是一种“战法至上”的思想。
在“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时代，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军事思维则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
在武器市场日益开放，武器供应渠道日益多元，武器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