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8月 14日在北京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5》。蓝皮书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 51.27%。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就像美国社会 通胀隐痛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因此“什么都需要钱”了！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需要。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事出有因。
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则是过去十几年资本化改革。一个国家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不能转换成钱。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093 票据化。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与“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1990年后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 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后，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因而中国各地方政府拥有了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另外，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再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将这些财富转变成钱，如此一来中国的钱自然就更多了。 通胀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