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是一件好事！
但事实却不像听上去那么美好。花更多的时间戒酒算是一件好事吗？或者说，对付瘟疫算得上好事吗？我们把大量资金用于对抗艾滋病是好事吗？当然算得上，如果有人身患重病，我们就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护理这些病人。但如果没人得病，不是更好吗？
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医疗服务开支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在一个理想世界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医疗服务。不妨想想：你希望自己的医疗服务预算是怎样的呢？当然，和你的汽车维修预算一样，最理想的答案同样是零。我们都希望自己健康，我们同样希望实现健康的成本越低越好。因此，衡量医疗服务进步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社会不得已而为之的代价越低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原因何在呢？
错不在技术
今天，医院有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实验室可以进行多种以前无法进行的检验。很多评论人士强调，美国医疗费用之所以不断上涨，就是因为具备更多、更先进的技术。
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MRI（核磁共振成像）在以前还无法想象，它需要价格高昂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制造成本和使用费远非X光机所能企及。因此，虽然今天的人心甘情愿为MRI付费，但是在1970年，显然没有人付得起这么高的费用。其他成本高昂的技术和外科手术也一样。
因此，随着我们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医疗服务也变得越来越贵。这种相关性似乎很有说服力。
但现实不应如此。在其他经济领域中，技术会促使成本下降。通常，技术进步往往意味着相同财富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的车型远多于以前——环绕式音响、防抱死制动、计算机控制系统和侧向安全气囊，但价格却远低于从前。2010年，购置一辆全新的标配汽车只需一个普通家庭23.6周的收入，所需时间比1997年缩短了30%。这还只是新车，随着汽车的使用寿命越来越长，二手车市场也在持续扩大。
计算机、照相机和移动电话，这些科技产品都比以前更先进。正如我们在第五章里提到的，今天的移动电话比20年前的移动电话功能更多，但价格却只相当于那时的一小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医疗服务领域。
随着新药不断面世，小小的药片或许就能实现从前需要手术或其他医疗技术才能达到的效果。尽管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正确的改革更可能增加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
更多、更精确的检验应该可以减少医生进行“边猜边查”式治疗的情况，而更高水平的检验则可以减少实施创伤外科手术的必要性。
外科技术持续改进，治疗技术越来越精确，而且创伤性越来越低，加之更准确的诊断技术，症状反复的次数自然会减少，术后治疗的需求当然会下降，所有这一切都会降低成本。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给医疗服务成本带来了进一步下行的压力。有了计算机，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表格填写，这就意味着可以降低人工成本。此外，计算机还应加快医疗服务信息的传递速度。在宏观层面，信息的增加可以为我们了解哪些治疗手段可行、哪些不可行提供更多、更精确的数据。在微观层面，信息增加则意味着失误的减少。同样，计算机在其他领域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极少数的边缘领域看到成本的确在下降，矫正视力的手术费用确实每年都在下降。原因同样在于技术及行业自身的发展，或者说不断发现新的、更有效的经营操作模式。但深层次的原因同样不言自明：保险公司不愿为矫正视力的手术承保，因此顾客对价格极度敏感。国家政策分析中心的约翰·古德曼曾在2009年告诉知名记者约翰·斯托塞尔：“就平均水平而言，视力矫正手术的价格已下跌30%。”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外科整容行业，和其他外科手术形式一样，它也要涉及医生、护士、放射科专家、并发症和医疗事故诉讼等诸多因素。以吸脂手术为例，1995年的平均手术费为2000美元，2011年则为2884美元。在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现在的费用稍低一点儿。不妨对比一下其他医疗服务成本。
区别在于：由于保险公司不为选择性治疗承保，所以整容外科手术不涉及第三方付款人。这就是说，医生必须通过低价格和高质量吸引患者。由此可见，尽管整容外科手术的成本增速远超过消费品价格的整体增速，但大部分整容外科手术的真实成本基本维持不变。在这个过程中，质量则持续改善，康复时间明显缩短，且接受整容手术的人数持续增长。
此前只能为富人所享有的整容手术今天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项重要消费，这就是资本主义运行的自然结果。但是，如果以雇主提供的保险支付整容手术的费用，那么价格或许早已高得离谱。毫无疑问，人们会习以为常地把价格上涨归结于质量改进和需求增长。
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