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突出的则要数银行，日本的三菱东京和UFJ银行合并后，总资产高达17000亿美元，为全球之最大银行，但是其股票市场上的价值居然仅有区区900亿美元，才名列世界银行业第9位，这简直难以置信。
日本企业的另一致命弱点是，像此次日本放送公司和富士电视台之间的资本结构关系倒挂现象，在日本企业中也十分普遍。比如，软银公司的市值为14762亿日元，而其子公司日本雅虎公司市值却高达35635亿日元；富士电机公司市值仅为2358亿日元，可子公司富士通的市值却是它的5倍多，高达12792亿日元；伊藤洋华堂市值是16371亿日元，而子公司“7-11”（Seven-Eleven）公司则达23904亿日元；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NTT市值为68631亿日元，而从它分割出来的NTT-Docomo公司规模庞大到81816亿日元。因此，在购并时代到来时，不少在股票市场上市值偏低的日本企业，将会成为被收购的最佳对象，且极有可能拖累其子公司。
活力门的这次并购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起到了促进日本社会觉醒的作用。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通过“维新”，而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更多的封建特性。另外，二战后日本对财阀的改造不彻底，以旧财阀为主体的资本在经济重建和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社会传统的封闭和保守的本性，使得真正的资本主义化一直没有得到贯彻。长期以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其实主要是恣意横行的法人资本主义，一般的小股东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互相拥有对方的大部分股份，以保证对企业的长期控制，彼此形成强大的利益联盟和稳固的权益垄断，传统的大家族式的公司只顾大企业和大银行的利益，这就在整体上强化了日本社会在经济上的排外性和守旧性。
活力门公司的此次行动提醒日本社会开始思考企业到底是属于谁的。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股东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群体而存在的。只要拥有公司的股份就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果掌握控股权，则可以拥有决定公司发展方向、制定重大决策、替换公司经理人等重要权力。而在日本，股东的地位却低得多，特别广大的中小股东的权益更是难以得到保障。在日本，企业奉行的是“社员第一主义”和“雇佣至上主义”，在欧美国家，企业获得的利润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股东，这是股东最基本的权益。而在日本，企业的利润则主要以奖金等方式分配给了企业的员工。而这个以封闭性为前提建立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体系，正是日本政府通过《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要竭尽全力去保护的。在经营国际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日本一直利用政府这个屏障保护着国内市场以及日本企业，使它们在本土不会真正受到强大的外国资本的威胁。然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新公司法》最终还是要出台的，届时股东权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次的活力门事件，也提醒企业要重视股东的权力，哪怕是中小股东也拥有投票表决权，毕竟在法律上他们才是企业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