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门的年轻总裁堀江贵文，在日本企业界是个“异类”，他离经叛道的经商理念，有悖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商界招来无数非议乃至怨恨，在民间却被捧为偶像。堀江从不西装革履，多穿T恤示人。媒体形容他为“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社长”。
堀江贵文1972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八女市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家庭，中学时成绩并不突出，但却偶然接触到了使用计算机编程的工作并且得到了数万日元的报酬。1992年，成绩并不出色的他凭借顽强毅力临考突击，考入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然而攻读的专业却是他并不喜欢的宗教学。结果，在读完基础部的课程后，他便不再上学，专心到一家计算机公司打工。1996年4月，24岁的堀江贵文从女友父亲处借得600万日元，成立了名叫英极（OntheEdge）的互联网公司，后来公司改名为活力门。
受西方观念影响较深的堀江贵文，成为反叛日本传统保守的商业规范的代表，并得到日本年轻一代的支持和推崇。特别是他毫无章法的“活力”深深感染了年轻一辈，将他视为“新一代英雄”，而其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和极不讲究衣着更是成为年轻人纷纷模仿的对象。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政界和经济界普遍存在着60多岁的前因特网时代的人把持大权的现象，他们思想僵化，反对变革。而广大的年轻人却得不到重用，无处施展才华，只能因循守旧地走别人安排好的老路：进入大公司，拿着低工资拼命工作，创造出的价值却被盘踞在自己之上的那些人剥削享受，论资排辈苦苦等待提升。堀江贵文号召他们起来挑战旧秩序，辞掉白领职业自己去创业，从而把握自己的人生。
堀江贵文一向崇尚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他正是用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说服了别人，拿到了最初的5万美元借款，才得以创业并迅速发展的。因此，从创业时代开始，他就对应该如何筹集资金以及“资本总是流向最有希望赚钱的人和事业”这个最简单朴素的原理，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
在这次兼并事件中，堀江贵文也是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想到了向资本主义先进大国美国的投资公司融资。在寻找了几家后，他的大胆想法和缜密思路让美国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动了心，决定通过提供必需的资金参与到活力门公司策划的行动中来。具体说来，雷曼兄弟证券投资公司通过承接活力门公司发行的附带“新股预约权”的可转换企业债券，为活力门公司套购日本广播公司的股票提供总额达800亿日元的资金。结果，当时年度销售额不过300亿日元的活力门公司以这笔来自美国公司的充足资金开始向市值为2053亿日元的日本广播公司发难，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西方的资本势力对被日本政府严密保护的日本公司向来无可奈何，活力门的出现也为它们进入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它们也希望借此能够成功撬开日本的大门。因此，雷曼兄弟不仅在此次并购中不遗余力地为活力门出谋划策，而且事先要求的融资条件也是接受公司的可转换企业债券，以此为以后可能发生的控股行为埋下伏笔。
对于这种非常“美国式”的西方资本的入侵，日本社会表现得非常警惕。日本虽然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相差很远。另外其企业文化和社会氛围也相对保守，社会等级制度森严，长期处于“和为贵”和“忍为上”的传统思想统治之下，政界和财界都是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的捍卫者。活力门的这次行动，触动了日本传统势力的利益，动摇了它们的统治基础，自然会遭到它们的强烈反对。它们宣称活力门利用资本的实力冷酷无情地“夺取”另外的公司，非君子所为，违背人伦道德。日本的财团势力利用它们对社会舆论和日本政府的强大影响力，以保卫“社会道义”和“传统商业秩序”的名义对活力门公司进行口诛笔伐，甚至包括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森喜郎和金融大臣伊藤达也等政界要员也表示坚决反对活力门的这一行径，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日本传统势力的社会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活力门并购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政府临时决定延期一年公布《新公司法》，日本的企业将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其反并购的能力。根据日本《朝日新闻》针对50家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在做出回答的42家中，72％的企业对活力门公司的行为感到了“威胁”；76％的企业正在采取防卫措施，就连日本最大的企业——丰田汽车公司也开始警惕被外资收购的危险性。按照国际市场尺度来看，在封闭的日本市场内，许多企业的股票价格一直偏低，这就导致了企业市值总额偏低。比如，美国的GE市值高达3500亿美元，而日本的松下集团却仅为其十分之一；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市值达2400亿美元，日本的零售业老大伊藤洋华堂则不过155亿美元左右；美国石油界巨头埃索公司市值为3200亿美元，与之相比较，日本最大的新日本石油公司也不过仅100亿美元。另外，据统计，日本当时市值总额少于净资产的企业居然占上市公司整体的三分之一之多，实在不合常理。而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