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日，在位于芝加哥东南部的国民制罐公司总部的8楼会议室里，挤满了各路经营顾问。有来自SAMSF、PWRWG律师事务所专管兼并业务的律师，也有来自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还有一些投资银行界的新人，大家正在商讨与一件重要的交易有关的事宜。
这次兼并领域的大聚会，起因于两个星期之前，由纳尔逊·佩尔兹和彼得·梅控制着的三角工业公司主动宣布，以每股41美元的价格，议价收购国民制罐公司全部流通在外的股票。而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正是著名的投资银行德雷塞尔公司。
这起兼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太大，作为收购方的三角工业公司是一家了无生气的生产自动售货机、电线和电缆的老企业，它在1984年的总收入才2.91亿美元，而作为被兼并方的国民制罐公司的总收入为19亿美元。这是一起典型的“小鱼吃大鱼”的案例，显然有更强的力量在背后支持着三角工业公司。
在这期间，国民制罐公司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它似乎别无选择，因此，这次并购很可能会成为一桩友好的兼并。国民制罐公司满头银发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康西丁从人群中挤过来，邀请佩尔兹到他的办公室去。佩尔兹是三角工业公司的总裁，也应该是这次溢价收购的决策者。到了康西丁的办公室，两个人大概谈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后，佩尔兹同意将收购价格提到42美元每股。
佩尔兹的顾问，德雷塞尔公司的弗雷德·麦卡锡在知道了提价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他认为佩尔兹提高的那1美元是自作主张，且完全没有必要。而这额外的1美元使整个交易成本凭空增加了900万美元。德雷塞尔投资公司的人都认为这很不合适，可既然佩尔兹已经擅自同意了，他们也只能先接受这个事实。毕竟从法律形式上，佩尔兹是决策者，他的决定也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他们同时警告佩尔兹，以后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并将这件事尽快报告给了迈克尔·米尔肯。
米尔肯是垃圾债券的推广者，他是德雷塞尔公司的王牌，为公司带来大量的利润，在公司具有重要地位。当他知道佩尔兹的所作所为时很是恼火，立即打电话给佩尔兹警告他不要再擅自提价。作为被米尔肯一手培养起来的企业家，佩尔兹只能惟命是从。
谈判还在进行。从SAMSF律师事务所来的詹姆斯·弗罗因德，代表国民制罐公司不断地劝说佩尔兹，试图让他每股再增加1美元，也就是说还要让这桩生意的价格再提高900万美元。不过受了责备的佩尔兹这会儿再也不敢让步了。他明确地告诉对方，他并不在意将收购价再提高1美元，但这必须得经过迈克尔·米尔肯的同意，而他远在夏威夷度假，且他也不会同意的。
这时国民制罐公司的代表才彻底搞明白，虽然诱使佩尔兹再提高价格并非难事，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他只是一个前台人物，在背后控制交易的实际上是米尔肯和德雷塞尔投资公司，所有原则都是他们决定的。
确实，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佩尔兹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他不过是米尔肯选中的一个代理人，米尔肯才是这场并购的幕后策划者。米尔肯发动这场兼并的原因，与他的另一个长期客户波斯纳有关。波斯纳是米尔肯的忠实盟友，他的公司维克托—波斯纳是他们进行四处扩张的重要工具，德雷塞尔银行在其中占有38％的股份。波斯纳是著名的“掠夺式兼并者”，他的惯用手段是，先通过兼并控制一个公司，然后对该公司的资源进行掠夺，短期内获得大量利润。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使该公司濒临破产，使广大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他用类似的手段成为国民制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但这时他所长期从事的投机活动所伴随的巨大风险使其陷入财务危机。于是，国民制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康西丁想趁机买回公司股票，从而摆脱波斯纳的控制。米尔肯为了保住对国民制罐公司的控制权，并把波斯纳从这种糟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制造一个比康西丁更有竞争力的竞购者，而佩尔兹正是他所选中的那个人。
佩尔兹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原因有二。其一，他是被米尔肯一手培养出来的客户，米尔肯帮他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他对米尔肯和德雷塞尔公司抱有感激之情，愿意与他们合作。其二，面对如此高收益的一场交易，他冒的风险比一般企业家要小一些。因为他在三角公司的实际资产并不多，没什么东西可输。佩尔兹和梅名下的全部资产只不过是三角工业公司的一部分控股权，和罗斯查尔德银行及德雷塞尔公司先后为这家公司通过销售垃圾债券筹集的大约1.3亿美元现金。而他们要收购的是一个比三角工业公司大许多倍的优质公司，对于佩尔兹来说这桩交易给他带来的潜在收益要远大于他所面临的风险。因此，佩尔兹和梅被推到了前台，充当米尔肯的傀儡。
1985年4月4日，三角工业公司与国民制罐公司正式达成协议，以每股42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家公司。这次对国民制罐公司的兼并共耗资4.65亿美元。其中三角工业公司仅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