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业巨子，铺设了横穿全国的铁路网，建立了我们的商业，并且开拓了我们的制造业，他们总体上为我们的人民做出了极大贡献。没有他们，我们引以为豪的物质发展永远都不可能出现……”
“我们划定反对行为不端的界限，但并不反对财富……”
“我相信那些阻止和损害竞争的垄断与不仁不义的歧视……以及托拉斯机构中有害于州际商务的其他弊端，都能够通过国会调节商业的权力加以制止。”（①Fribourg，MajoreG.，TheSuprmeCourtiAmericanHistory：TenGreatDecisions.NewYork，1965，p.103～104。）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各级法院二十几年来充当了垄断势力的代理人，它们做出许多互相矛盾的、但总的来说是与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判决，从而把国家和各州政府都弄得几乎软弱无力，不能对付那些大企业组合。
1903年12月14日，最高法庭的槌声标志着北方证券案进入最后阶段。控辩双方的唇枪舌箭回荡在气氛紧张的审判大厅里，在下级法院反复较量的陈词最终归结到两个焦点上：
1.北方证券公司是否限制或密谋（Conspiracy）限制州际商务或者竞争；
2.权力庞大的垄断是否摧毁了其他人的权利。
北方证券的律师搬出了他们的杀手锏：个人产权的神圣性。他们辩称，北方证券不存在限制州际商务和竞争的密谋。公司领有合法的执照，其法人权利与自然人相同。因此，它可以和自然人一样自由地处置它的财产，行使合法权利。政府如何能够破坏这一神圣的产权？显然，他们开始挑战反托拉斯法的合宪性。
面对这一挑战，联邦政府代表、司法部长诺克斯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反托拉斯法的实质就是要干涉那些利用自己的财富为所欲为的人的权力，这就是该法的唯一目的。庭辩结束后，最高法院内部整整辩论了几个星期，哈伦大法官等四人站在政府一边，富勒等四人则同情北方证券。剩下的布鲁尔大法官的一票至关重要。他曾经在奈特案中站在托拉斯一边，此时，在权衡再三之后，毅然站在了政府的一边。5比4，美国政府赢了。但是，它赢得非常勉强。因为布鲁尔虽然接受了北方证券公司合并案违法的判决结果，但却完全不同意哈伦等4位大法官的意见，因此，1904年3月13日，哈伦宣读的只是代表4位法官的意见书，在《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报告汇编》中，这一意见书不像通常那样叫“法院意见”，而是称为“认可【下级法院】命令”（AffirmingDecree）意见。（①NorthernSecuritiesCo.v.UnitedStates，193U.S.197，317（1903）。）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修正了它在奈特案中的立场——控股公司不直接涉及州际商务，并指出反托拉斯法适用于任何一种联合或联合企图，因为这种联合会消除从事州际商务、有竞争关系的铁路间的竞争，结果是使依赖于铁路运输的相关贸易和商务的发展受到限制。针对反托拉斯法损害契约自由的论调，哈伦指出：“宪法对契约自由的保护，并不禁止国会为那些从事州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公司制定自由竞争的规则；…国会有权通过反托拉斯法。”（②NorthernSecuritiesCo.v.UnitedStates，193U.S.197，317（1903）。）他认为契约自由决不意味着一个公司和一群人拥有蔑视国家意愿的自由，而在正常情况下国会法律的实施，也不会损害个人争取和保有财产的一般性自然权利，这一权利与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其运用必须受到法律的管制。最后他宣布，新泽西州给予北方证券营业特许的做法，妨碍了联邦国会行使其管制州际商务的宪法权力，因此无效，北方证券公司必须解散。
北方证券的解散成为“镀金时代”结束的标志之一，但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反垄断的目标将指向赫赫有名的标准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