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风云变幻，毛泽东提议在川西南金沙江和雅砻江汇合处的攀枝花建一座大型钢铁基地。有人反对，认为攀枝花这地方太遥远、太偏僻。毛泽东说，我骑毛驴下西昌。有人又提出，投资太多，我们承受不起。毛泽东说，把我的稿费拿去。遇到更具体的困难时，有人抱怨，攀枝花建钢铁厂不合适，地形不平。这回是周恩来笑着回答，弄一弄就平了。至今，攀钢的中心厂区地名仍叫“弄弄平”。
多么让人激动和羡慕的革命浪漫主义。但这毕竟已成往事。
1994年开始，娃哈哈公司先后投资10多亿元，在全国各地兴建生产基地型分公司25个（不包括2002年在建分公司），分布于大半个中国。
这无疑是一盘大棋。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宗庆后远虑善谋，扎扎实实排阵布局，使娃哈哈占尽市场营销先机，终成大气。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面对如此庞大的投资战略，没有谁还敢浪漫得起来，没有哪一个决策者不审慎运作。
那么，宗庆后又是如何成功地投资布局，图谋全国市场的？
1.一江春水向西流
娃哈哈投资扩张的“第一桶金”来自杭州家门口，就是那场被当时的媒介惊叹为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小鱼吃大鱼”的传奇。
随着儿童营养液风靡大江南北，娃哈哈自身迅速地从儿童长成为少年。1990年，销售收入及创利分别比建厂之初的1987年猛增了60倍和120倍。但公司依然挤在嘈杂的清泰立交桥边不到150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
就在离娃哈哈几公里之外，全国十大罐头生产基地之一的国有杭州罐头食品厂却有着与宗庆后截然不同的烦恼：占地100亩，厂房5万平方米，天大地大，日子可不好过。1989年后，企业连年亏损，总计负债6716.9万元，全厂职工人均欠债3万多元，仓库里还积压着1700万元的罐头。何时才是出头之日？
为什么不能让娃哈哈兼并罐头厂？1991年8月，当时的杭州市委主要领导大胆设想。这的确是个大胆的设想：娃哈哈公司连当家的宗庆后在内仅160名员工，而罐头厂是有2000名工人的老大哥。娃哈哈是不上品的校办小企业，罐头厂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有大单位。这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的现代版天方夜谭！
宗庆后却有兴趣把这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天方夜谭变成现实。
消息传出，罐头厂里哭声和骂声一片。
有人贴出了不受宪法保护的大字报，内容是坚决反对被出卖，坚决反对兼并。
有人张贴标语：“誓与企业共存亡！”
还有人要成立护厂队，组织生产自救委员会……
“我就不相信上有益于国家、下受惠于包括罐头厂在内每一位员工的好事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欢迎！”宗庆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牛劲又上来了。
解释说服、重整队伍、改造设备，兼并百日之后，罐头厂扭亏转盈。职工们笑了，娃哈哈也松开了手脚。与兼并罐头厂前的1990年相比，娃哈哈公司1992年的销售额和利润在高起点上竟飙升了3倍。投资扩张的一着妙棋带来了娃哈哈自成功开发儿童营养液后的第二次飞跃，娃哈哈也由此进入了主流媒体的视线，成为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样板。
10年之后，宗庆后对这一“小鱼吃大鱼”的经典案例做了以下评点：“其实，杭州罐头厂是一条大鱼，但不是一条死鱼。关键在于拿什么去盘活正如海尔张瑞敏所谓处于休克状态的罐头厂的各种资源——包括物化的生产资料及人。对当年的娃哈哈来说，一靠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二靠准确把握了市场脉搏的好产品。而娃哈哈因此得到的，是千载难逢的超常规发展。”
作为一家意欲成为真正全国性品牌的饮料行业的领袖企业，四面出击扩张布局相对于一般企业更具特殊的必要性。饮料产品运量大，运费在整个成本开支中占了相当比例。专家测算，饮料产品的合理辐射半径约为500公里，否则产品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影响。以目前娃哈哈公司的生产能力计，每年饮用水、果奶、可乐等产量在150亿瓶以上，可足足装满近10万个火车车皮。杭州火车货运站即使把所有的运力全部投放给娃哈哈也远远不够。
宗庆后开始放眼全国。
娃哈哈公司远离本土的投资运作首战于四川涪陵市（后归属重庆涪陵区）。涪陵地处三峡西大门，是古代巴国重镇。关于娃哈哈首战涪陵，还有一段古色古香的小插曲。
1945年10月，宗庆后在江苏一座古城的一所宅院里出生。
“其实，我奶奶是四川万县人（今重庆万州区）。”在极小的朋友圈里，宗庆后偶尔会提起这段家族背景。
清朝末年，宗庆后的曾祖父来到重庆成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很多年以后，“我奶奶”嫁给了担任过四品文官的“我爷爷”。
也许是由于这段祖辈的渊源，宗庆后坦陈自己对西部的确有一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