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来，美国和欧洲已经创建了一个面向大众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中国家也决定加以效仿。在迈克尔·杨著书之时，中国和印度深陷贫穷之中。今天，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也正在遭受人才短缺之苦。
此外，一些问题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许多才智人士不仅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也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正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所做的。教育投入带来日益增长的回报会激励人们主动寻求教育，从而在实现向上流动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群体。尽管中国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仍然要多于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往往会提拔本地人才，从而把更多的多元族群面孔带进全球人才精英群体。过热的人才市场促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移到迈索尔而不是班加罗尔，或者是移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而不是硅谷。这成为人才经济扩展财富的方式。
日益增长的财富也意味着社会可以奖励更广泛的人才。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就可以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相应地，他们必须学习这些专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以及瓷器”。现在，体育明星和演艺人员能成为百万富翁。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从让历史变得栩栩如生的天赋（所有那些高薪的电视频道历史学家）到制作完美蛋奶酥的才能（这个世界现在充斥着名厨）。有时，似乎任意一种简单天赋都能让你赖以谋生。长胡子竞赛是如此的受欢迎，以至于现在它被搬上电视屏幕。“海啸”小林尊（日本大胃王）作为吃热狗世界冠军每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他可以在12分钟内吃下超过50个热狗。
因而，上述反弹并非不可避免，采取措施来防止它仍不失为明智之举。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平权行动”，这个理念甚至在老式精英体制的最后堡垒—法国的组织机构中也取得不少进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该理念的实践经验表明，它引发了众多问题。实际上，许多“平权婴儿”不能适应高度竞争的环境。更为理性地说，为什么富裕黑人的小孩应该在起步时就领先于贫困白人的小孩呢？“平权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来得太迟。提升贫困人口人生机遇的最佳方式是，在其人生的更早阶段做出干预—引领他们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就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中学阶段强化这些体验。
累进税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最富裕的国家对人才征税过多，导致人才流失。然而在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经济改革的强烈影响下，我们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试图冒险创造出一个信托基金阶级，这些人的财富既与品德无关也与职责无关。然而阻止反弹的最佳方式是，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这意味着要投资于儿童营养以及学前教育，也意味着要修复教育阶梯的最低一级台阶。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推动普及初等教育，否则就会加剧技能短缺以及不平等；而发达国家需要加强学校建设。20世纪60年代，许多学校在“学童为本教学法”（child-centred education）的名义下降低了教学标准，并把教学重点从科学与数学领域移开。其主要受害者是那些无法依靠父母来弥补学校教育缺陷的贫困儿童。
发达经济体的成功越来越依赖调动民众聪明才智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其实物资本。全球精英体制的崛起带来诸多好处，从更高的生产增长率到更快速的科学进展。它能提升社会的流动性，并使各种奇思妙想不断涌现，带来百家争鸣的良好气象。对于公司和国家而言，人才争夺战可能是一个恐慌的源头，但依然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