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兴国战略
世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人才。大多数政府放宽了对技术工作者的移民政策，一些国家更是进一步推出相关的激励措施。技术工作者更容易获得德国的签证，英国为技术移民提供更多的工作许可，法国推出一种“科学家签证”。许多国家推行各种便利政策以便让外国学生在毕业后留在该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仅让历史悠久的积分系统进一步向技术工作者倾斜，而且还推出了众多的激励措施。加拿大曾尝试给予从美国返回祖国的公民一个免税期限，直到它意识到这鼓励了临时移民才取消这项政策。爱尔兰政府也努力招徕海外人才。
对于吸收海外人才而言，最具雄心的规划出自—还能选择其他地方吗？—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政坛元老李光耀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训练有素的人才是酵母，它将改造一个社会，并使其兴旺发达。”起初，新加坡专注于招徕海归人员。现在，它正在想方设法引进外国人才。新加坡尤其热衷于吸引科技人才，主要是生物技术方面的人才。该国基因研究所的170位工作人员中，大约有120名外国人。曾克隆出绵羊“多莉”的苏格兰团队成员艾伦·科尔曼（Alan Colman）现在也在新加坡工作。
许多国家将大学视为理想的人才争夺场所，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根据能力来选拔学生，还因为这些学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好处：从带来消费到提供廉价的科研人员。法国致力于将外国学生的比例从目前的7%左右提高到20%；德国正致力于创建一个日耳曼的常春藤联盟，并希望“国际化德国的研究项目”：这两个国家都提供大量的英语课程。在新加坡，1\/5的公立大学学生是外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巨额补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为人才打造了一条从大学到成为劳动力，再到永久居留权的捷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暂停大学入学考试，现在它正将资源集中于它的重点大学。
在人才竞争中最被看好的一部分人是海归人员—那些已经出国淘金但仍然心系祖国的海外人士。中国已经推出一项有力政策来吸引它囤积在海外的技术人才。官员们为他们抛出一系列范围广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励措施：从更大的公寓到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从私人专车到尊贵的头衔。中国科学院提供名为“百人计划”的奖学金，北京在硅谷开设办事处，上海也设立了一个“人才资源市场”，国内各地都修建起被冠以“海归学生创业大楼”之名的崭新大型建筑。所有这一切与一场人员流动的戏剧性转变不谋而合：中国大陆似乎正朝着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同的方向前进—首先吸引海外侨民回国，然后展开对全球人才的争夺。
印度则采取一种不同的途径。印度政府不仅依赖官员的智慧，也同样依赖杰出商务人士的善意。它还广泛撒网，不仅致力于吸引海归人员回国，也致力于利用海外侨民的财富和智慧来为祖国效力。据估计，生活在国外的印度人多达2 000万人，他们创造的年收入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印度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地—虽然缺乏规划—让他们参与到印度的经济繁荣中，为他们回国投资增加便利性并简化签证程序。该国有一种针对“印度裔外国人”的特殊签证。同样，政府的政策与人员流动的转变不谋而合。那些聪明的印度人曾经别无选择只能在美国或欧洲开拓事业，现在他们纷纷回国，为印孚瑟斯等大企业工作，或者自行创业。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已经成功地吸引其海外人员回国效力，并正在改变着这场人才争夺战讨论的性质。多年来，关于跨境人才流动的讨论已经引发人们的忧虑。对于一些批评者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发达国家不仅占用了发展中国家最好的技术人才，而且还以相当低廉的代价获得这些人才，因为他们的教育费用已经由他们的国家代付了。一项针对55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其中有1\/3国家因移民而流失超过15%的毕业生，土耳其和摩洛哥流失40%，而加勒比海国家为50%。现在阴霾已经散去。
事实上，这样的忧虑往往有些过头。移民会将巨额资金汇回国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4年汇款总额高达1 260亿美元。他们也转移知识和社会关系。印度当前的繁荣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移居海外，并且现在决定致力于祖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印度人。他们已经组建起众多支持团体—例如印度企业家协会（Indus Entrepreneurs）—将跨国合同带到印度，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协助创办商学院。然而真正改变人才争夺战讨论氛围的是，人员的流动不再是单向的。人才循环取代了人才流失，而且海归人员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中一个例证是一位从美国回到印度的海归人员帕拉萨普·雷迪医生，他创立的阿波罗医院集团（Apollo Hospitals Group）是亚洲最大的，也是首个吸引到外国投资的医院集团；另一个例证是谢蒂医生，他回到印度前曾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且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1\/3的中国台湾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