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围绕在这些忠实员工周围的是一大群数量日益增长的合作者。其中一些“合作者”是已经自立门户或者在升职竞争中失败的前忠实员工，还有一些是为某个特定项目而进驻公司的合同工—负责计算机系统的信息技术工作者或者协助一项特别繁重工作贯彻执行的校对人员。
虽然这些“合作者”最接近于平克所推崇的自由职业者，但他们远不是看起来那样的“自由”。他们通常与特定的公司建立密切关系—他们就像是尾随在大鱼后面的那些小鱼。他们往往渴望建立社会关系，许多自由职业者正在形成“虚拟公会”，例如LawKiknk（律师），Sermo（医生），NewDoc（牙医）以及H-Neth（社会科学家）。这些公会为频繁更换职业者提供稳定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在同行中培养声誉。公会还给他们提供维持其技能以及知识更新的途径，如Sermo让医生可以交换有关最新医学突破的信息和建议；它还巧妙地进行自我监督：公会社区根据成员的表现对他们进行排名。
自由职业者不仅渴望知识上的联系，也同样渴望物理上的联系。2005年，前谷歌开发工程师布拉德·纽伯格（Brad Neuberg）与三个朋友一起在旧金山的偏僻地带租了一些空置房。他们提供了无线互联网、一些折叠桌，以及一个时髦的名字：“螺旋缪斯”（Spiral Muse）—很快地，要求获得桌旁席位的申请就如潮水般涌来。自那以后，这种联合办公的“办公室”被冠以各式各样的名字，如“枢纽”（Hubs）、“沙箱套房”（Sandbox Suites）和“公民空格”（Citizen Spaces），它们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许多比原版的“螺旋缪斯”更具想象力：最受欢迎的“枢纽”之一位于伦敦国王十字车站附近，坐落于一个巨大的改装仓库内，包含厨房和休息室。但它们诉求的是相同的基本欲望：享受办公室生活的社会福利并避免乏味的限制。而且，不管是奇特的还是基本的联合办公场所，它们都能在使用者中间激发积极的情绪，工作者把这些联合办公场所称为“互动中心”和“拥有共同利益的兄弟会”。
女性力量
仅仅在一代人以前，职业女性还在做着卑微的工作，经常遭受性别歧视，一部讲述20世纪60年代早期广告公司高管的电视节目《广告狂人》曾相当出色地展现了这种情况。今天，女性构成了将近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占大学生群体的60%。在许多国家，她们成为专业工作者中的大多数（例如在美国为51%），并经营着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如百事可乐、米德兰公司和格雷斯公司。自2000年以来，女性已经占据了欧盟8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中的600万个。在美国，人口普查部门认为在今后几年增长最快15个工种中，有10个工种的女性员工将占到全体员工的2\/3以上。
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效应。也许对于女权主义的崛起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并不是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而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Rise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是一本关于制造业（男性在这个依据蛮力的行业拥有优势）衰落和服务行业（一个让女性和男性公平竞争的行业）崛起的书籍。过去的50年里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事件，正在发展中国家再度上演。
然而这个女性获得经济权力的故事有个不完美的结局。在职业阶梯的中阶和高阶处，女性成员仍然稀少。在标普500公司中，只有14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而在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中，只有5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只有17%的董事会成员是女性，欧洲为9%，而亚洲为2%。咨询机构和银行的管理高层都是由男性主导的，典型全职女性工作者的收入大约只有典型全职男性工作者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