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组织他们的工作并过滤电子邮件和电话。
避孕药为职场的女性化铺平了道路。对于职业女性的崛起，评论家提出了许多的解释，从思想的力量（如贝蒂·弗里丹和杰曼·格里尔等作家）到榜样的力量（诸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希拉里·克林顿等领导人），但避孕药完胜这些解释。避孕药的普及不仅令妇女可以推迟结婚，还令她们更有动力去学习技能—特别是那些难以掌握、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技能。有了这些技能，她们将不会被踢出局，比如说，法学院允许女学员生孩子，因为这将使法学院更有吸引力。
生物学前沿技术的其他进展也在重新塑造着工作。吸烟越来越不受欢迎、降低胆固醇药物的推出、关于肥胖与疾病之间存在联系的知识的普及，都有利于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限。与此同时，政府担心不断上升的福利成本，需要呼吁人们推迟退休。今天的毕业生可能会工作到70多岁后，仍然能享受20年的退休生活。在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的同时，企业预期寿命却在缩短。阿尔弗雷德·斯隆和他的盟友建造的强大堡垒已经被一些更脆弱的组织所取代：“虚拟组织”、“企业公寓”，以及拉动大部分就业增长的发动机—小型创业公司。
虚拟异常
所有这些变化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最笼统的答案是，这将导致一种新式经济的兴起—一种以自由职业者而不是企业组织为主导的经济。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正分解成由合同构成各个项目的网络；政府正尽可能地将项目外包；工作正分解为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像在办公室里一样，方便地在家里完成；人们对待职业的态度就像婚前节欲那样难以想象。
这种观点拥有一些支持它的证据：工作期限的平均长度正在萎缩（对于55~64岁年龄段的美国人而言，工作期限已从1983年的15.3年，下降到2000年的10.2年）。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已经取代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董事会甚至都兴起了临时工作的时尚潮流：洛杉矶的商业人才集团（Business Talent Group）以及波士顿新纪元公司（Epoch）提供“即时”首席执行官服务。
工作者也变得更加轻松自在以及更加无拘无束。知识工作者的首要义务往往是效忠于他们的职业公会而不是他们公司的高管。现在他们变得越来越善于在市场上推销自己：看看那些明星教授，他们以足球明星般的热情从一个大学飞奔到另一个大学。年轻人总是不愿意戴上公司的锁链，现在他们更是在常识和本能上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看见过自己的父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司裁员。年轻人也善于利用网络来获知公司付给了员工多少薪水以及公司是如何对待员工的。
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存在很多漏洞。相对于自由职业者，组织仍然拥有强大的优势：他们拥有不会被轻易在公开市场上复制的技巧和能力。哈佛商学院的鲍里斯·葛罗伊斯堡（Boris Groysberg）曾进行了一项针对华尔街分析师的有趣研究。这些分析师是理想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熟练掌握技能，只要跨过马路就可以得到另一份工作。但葛罗伊斯堡发现，这些明星分析师一旦更换雇主，他们的绩效就会立即下降，由高级别公司转到较低级别的公司时最为明显，但在相似公司之间跳槽时这种情况也相当突出。有才华的人可能认为，是他们的智力能让他们腾云驾雾，但实际上，他们的雇主早已为他们铺好了道路。
组织也是社会形态。最著名的自由职业倡导者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喜欢谈论卡尔·马克思追随者的逆袭—现在工人们手里拥有了手提电脑和黑莓手机等形式的生产工具。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享受稳定的办公室生活，喜欢与同事一起工作。工作的未来既要顺应技术的逻辑，也要由人类的需求来决定。
然而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远比“自由职业者”的崛起还要复杂，组织不是分解成基本的个体，而是分成两组：作为核心的全职工作者和作为外围的—或是灰色地带的—兼职及合同工作者。现代职场最独特的变化不是自由职业者的崛起，而是核心与灰色地带之间日益明显的差别。
组成现代企业核心的公司职员是公司独特价值和技能的贮藏库。根据博斯公司一项关于世界2 500强上市公司的研究，4\/5的首席执行官们是从公司内部提拔的，而且鉴于他们的相对表现，这种做法有充分的理由。在过去10年已经离任的首席执行官中，由内部提拔的首席执行官有着更显著的、更优秀的表现，平均回报率为每年2.5%，相形之下，外部聘请的首席执行官只有1.8%。前者比后者的持续在职时间也更长一些（分别是7.9年和6.0年），并且不太可能被驱逐下台。
今天，组成公司核心的忠实员工可能比旧日的公司人员更加努力工作，但他们也拥有更好的回报。当他们到40岁左右，优秀人才有望成为公司合伙人（如果他们在专业服务部门）或者获得奖金及优先认股权（如果他们为银行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