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汉迪具有一种老派牛津学者的气质，并不像是个频频出席研讨会的管理巫师。人们更容易想象他在讲授关于埃斯库罗斯的课程 —斜靠在舒适的皮革扶手椅中，偶尔拿起烟斗抽上一口，并为深奥的笑话发笑—而不是进行有关“价值链管理”的幻灯片演示。但大家不要被表面现象所欺骗：汉迪是欧洲最具创造力的管理思想家，并且不像一般的牛津大学教授，他致力于伟大的创意以及轰动性的总结。
让汉迪如此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选择的研究取向。绝大多数大师选择从董事会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公司将前往何方？公司怎样降低成本及提高利润？谁应该成为下一个裁员目标？而汉迪采用的是普通工作者的视角，他研究的主题是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汉迪注意到，随着工会失去力量以及公司为应对全球竞争而不断裁员，工作正在被彻底改造。取代管理资本主义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事物—更具创业精神以及更加不可预测—而工人们不得不相应地调整自己。汉迪选择了一个能够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主题（除了底层阶级和富裕阶级以外），而且他以独特的华丽风格来撰写他所选择的主题—雅致的文字配以生动形象的图画，题材广泛兼具对细节的敏锐洞察。
汉迪著作的风格可以从他的两个最佳概念—“三叶草组织”和“组合式生活”—得到体现。他认为，今天的组织与“三叶草”并没有什么两样—三片叶子分别代表核心员工、分包商和临时工。他还认为，今天的工作者注定要过一种“组合式生活”。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以及企业组织预期寿命的缩短，工作者注定要谋取不止一个职业。他们很可能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个，他们必定会在某段时期充当“核心员工”，在某段时期充当“临时工”。
这两个概念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由一小批企业重量级管理人员构成“三叶草”的核心，并运用“1\/2×2×3”的企业增效规则加以管理，即人数减半，薪金加倍，完成三倍的工作。有两类人会试图向这个核心圈子出售服务：第一类人将会是一般的、非技术型的“普通人”（即“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普通人”）；第二类将会是“组合人”—独立工作者，这类人出于必要或者有所选择，将一系列不同的职务、客户和工作类型组合在一起。而常见的是，人们在二十几岁时成为“组合人”，随后在他们三十几岁时加入一个组织的核心圈子，然后在他们人生的“第三阶段”再次成为“组合人”。汉迪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工作者将持续工作更长的时间（即使是兼职），部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部分是为了让自己有活可做。
汉迪相当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作为一个传统的壳牌人，作为14个加入壳牌公司的毕业生（“金童”）之一，他很快就被任命为负责东南亚的经济师（他从未认真研读过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但盛行于壳牌公司以及公共部门的观点认为，一位拥有牛津大学古典学位的人士可以快速掌握经济学）。然而，他很快就厌倦了企业生活，并不假思索地成为一位商学院教授，之后才成为一个“组合工作者”。他享受着将一系列工作组合起来—写作、演讲、主持英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思想》节目。但他也发现，总是从一项任务跳到另一项任务会让人心烦。如果没有人与你分享，这些工作项目也并不是那么有趣，项目与项目之间的空闲时期会让人心烦。而且，你有时最终要为了你确实不认同的目的去接受你确实不尊敬的人士所给出的任务。
在当今一代的管理大师中罕有汉迪的模仿者：有德鲁克学派或普拉哈拉德学派等管理思想，却完全不存在类似的汉迪学派。大多数大师更加喜欢研究“硬性”项目（诸如战略），而不是“软性”的“工作”议题。但汉迪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他意识到工作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一场革命。与之前任何人相比，他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性质。他的理论将贯穿这一章。
职场革命
工作领域目前正经历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改变。19世纪后期见证了大型组织的胜利。大企业召集了来自田野和车间的工作者，并把他们聚拢到同一个屋顶之下。大政府将它的力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中。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全都信奉相同的指挥控制原理：把工作拆分为可预见的各个部分，把劳动力拆分成一个垂直的层级结构—顶部的管理人员以及底层执行指令的体力劳动者。
现在的改变比19世纪后期的那次更加复杂。组织是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工人是被授权还是被取代？职业是被摧毁了还是被重构了？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这些改变都是由同样强大的力量所驱动的。
互联网给予人们重新配置脑力劳动的力量。公司可以切分智力任务并将其外包到世界各地。办公室职员可以避开考勤在家工作，但得益于“云”技术，他们仍然能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资源。居家办公者可以接入全球网络：可能是凭借各种社交媒体，可能是获得“虚拟秘书”或“认知助理”的帮助—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