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政客们正在利用网络来引导民众的力量。爱沙尼亚政府为了根除该国的有毒垃圾，批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尝试：志愿者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装置来定位上万处非法倾倒的垃圾，然后派遣5万人的大部队来清理。政客们也在利用网络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公务员。精通互联网的公务员维伟卡·孔德劳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设计了一整套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他现在已经被调到白宫，将同样的解决之道运用到国家层面。
塔普斯科特和威廉斯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宏观维基经济学将迅速把权力从官僚转移给公民。英国的工党政客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曾经写道：“之于营养和健康就像之于教育，白厅的绅士们确实比大众自身还要更加了解什么是对大众有好处的。”这可能是大多数现代福利国家设计者们的共同观点，虽然他们太过于明智以至于没有将它写在纸上。互联网将颠覆杰伊式自顶而下的世界，政府将逐渐成为将自身与公民社会纠缠在一起的网络。在塑造公众服务和改变其运作方式上，公民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政府视这些公民行动主义为一个要抵制的威胁而不是一个要把握的机会，然而即便如此，政府仍将无法抗拒网络的力量。网络将会使对照信息无处不在，普通民众将无法抗拒诱惑去问一些关于他们税款的棘手问题。为什么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是瑞典的两倍，但平均预期寿命却低于瑞典呢？为什么与其他州相比，美国一些州在教育方面表现得如此糟糕呢？（据麦肯锡公司估算，在教育方面表现不佳的州和其他州之间的学术差距，每年要花费国家高达7 000亿美元的资金，即国内生产总值的5%。）为什么有些护士照顾病人的时间只占其工作时间的40%？掌握这些事实的公民向公共服务部门持续施压，要求其做出改善和解释。
第二个理念拥有一个非常不和善的名字：破坏性创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通过研究破坏性创新者如何改造市场，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率而一举成名。他在公共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其对教育领域的研究最具挑衅意味。在《破坏性课程：破坏性创新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学习方式》（Disrupting Clas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一文中，他指出教育系统是专为这样一个世界设计的：大多数学生持续做着重复的工作，与此同时，教师面对的是大型课堂以及“粉笔和口授”教育技术的限制。但是信息革命即将打破这个模式：更廉价及更强大计算机的到来使得按照学生的个人需求来定制课程成为可能。基于计算机的课程市场也即将出现暴发性增长，克里斯坦森认为，将从现在占所有高中课程的不到5%增长到2020年的超过一半。但克里斯坦森还认为，破坏性技术需要得到他称之为“突变体”的协助，即一种可以从“利维坦”的躯体中分离出来的新生物。在管理自身事务方面，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比传统的公立学校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些学校将成为传播定制化学习的急先锋，就像它们也是教育领域其他激进创新的急先锋一样。
第三个理念是，更多地利用志愿部门。英国的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他致力于将英国权力过大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后官僚主义“大社会”。他允许家长们按照瑞典“免费”学校的模式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公立学校。他呼吁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参照约翰·刘易斯百货公司（John Lewis）的模式建立自治的“合作社”（co-operative），这家成功的百货公司是属于其自身员工所有的，它还外包一些福利服务给外部供应商（其中包括志愿者组织）。
隐藏在这个理念背后的一些观点过于简单，甚至愤世嫉俗：随着公共部门吞噬掉50%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客们急于将责任转嫁给其他人。然而一些更富于想象力的观点认为：卡梅伦意识到政府确实无法垄断智慧。卡梅伦意识到，尤其是慈善机构和其他志愿者组织—西方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曾令人印象深刻地称其为“小单位”（little platoon）—比政府更加具有创新意识。与政府相比，“小单位”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且更善于提出新的创意，“小单位”同时还是小型智库。
最有趣的“小单位”发挥作用的案例来自美国，其福利国家的规模小于欧洲，而公民社会比欧洲更有活力。“为美国而教”（Teaching for America）项目为那些娇生惯养的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生提供现代版的“鲜血、汗水和眼泪”—在美国一些最艰苦地区的学校支教两年。工资低，环境极端严酷：学校要由金属探测器（检测枪支）来做防护，并且充斥着难以控制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这样的一份工作意味着错失了高盛或麦肯锡两年的丰厚薪酬，然而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该项目要淘汰90%的申请者。
“为美国而教”项目为美国的学校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