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市场等。这些理念的影响力远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里的官员有时表现得近似独立执行官，他们被招募来创造特定成果，并负责在部门中推行效果显著的“绩效管理”。这些理念还以各种细微差别的形式渗透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多数公共部门。
而美国与此相反，公共部门的管理理论热潮开始于较低层级：全美各地的政府官员—因对其机构感到失望以及受到私营部门复兴的触动—开始与商界人士交流并阅读管理书籍。鲍勃·斯通（Bob Stone）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是国防部的一名官僚，他日益对妨碍为军队提供服务的官僚规则感到不满，他称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启示录，并从此踏上致力于削减繁文缛节的漫长职业之路（例如，将五角大楼厚重的手册精简到仅为一页纸的使命宣言）。
而更多的改革者们则求助于质量大师，诸如曾经对日本私营部门影响深远的戴明和朱兰（Joseph M. Juran）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质量管理”（这意味着从重组员工团队到重视顾客等一切事务）变成地方政府官员当中的一个准宗教运动，并伴随着无止境的颁奖典礼和改革方案。对于这场运动，首先会被列出的全美知名人士之一便是比尔·克林顿—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他发表赞扬戴明的演讲并出席有关全面质量管理的会议。
比尔·克林顿让他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主持“政府再造”，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接纳这些理念。戈尔大声抱怨道，美国忍受着“在完美记录时代的羽毛笔政府”—这是典型的戈尔式幸运：他挑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控制系统来作为他的例子，并且他常常参观西南航空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土星工厂（Saturn plant，现已不存在）等著名企业以寻找灵感。戈尔邀请哈雷戴维森公司的董事长沃恩·比尔斯以及通用电气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等商界名人参与研讨会；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基于商业模式的政府改革（例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在研究了百事公司重组案例后，对自己的部门进行了重组）；他还曾经大刀阔斧地削减堆积如山的政府文件，为自己短暂地赢得“电锯阿尔”的绰号。
如何去解释这种对于管理理论日益高涨的热情呢？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公司比政府更有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观点盛行于英国。撒切尔夫人从未试图掩饰她的看法，即公务员是那些见人就傻笑的老好人，他们之所以进入公共服务部门是因为他们太缺乏想象力，若不是这样他们会转而进入商业领域。托尼·布莱尔热衷于与那些“财富创造者”—譬如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约翰·布朗—打交道。戈登·布朗甚至比布莱尔更支持公共部门，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将大量资金投向公共部门，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满“白厅”的官僚精英。布朗反复提及政府再造和“改造”公务员，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管理咨询机构和商业界的外部顾问。
政府迷恋管理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即在维持合理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避免花费更高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客们已经从英国的审计委员会和美国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等监管机构了解到，公共部门饱受效率极端低下的困扰。因而他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他们可以通过管理顾问的帮助来拖延做出提高税收或者削减服务的艰难决定。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公共部门已经陷入到这场曾席卷私营部门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中，这场革命是由根本性力量所驱动的，如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更加挑剔、更精打细算消费者的出现。即使那些恶名昭彰的“欺客”机构—比如美国国内收入署以及伦敦地铁—都采纳了“客户服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