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来协助他整顿政府。紧接着，他迅速补充道，他也可能聘请另外一个机构如波士顿咨询集团或他的老雇主—贝恩资本。
对于管理理论的热情也并不局限于富裕国家。新加坡把自己经营地像个大型公司，它派送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哈佛商学院。马来西亚政府已经聘请了麦肯锡公司。利比亚卡扎菲上校和他的钦定继承人赛义夫在其政权垮台前曾聘请过一批知名专家，徒劳地试图把自己国家加入国际大家庭。迈克尔·波特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利比亚变成世界上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他甚至亲自拜访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宣传他的理念。因为向该政权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协助赛义夫撰写他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以及致力于美化该政权的声誉—波特等人创办的咨询公司摩立特咨询集团每月进账25万美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曾前往利比亚劝说该政权进行金融改革，他后来因牵涉学院与这个独裁政权沾上了不光彩关系而被迫辞职。
大师们如何迎合政府
毫无悬念，第一个严肃思考公共部门管理的大师正是彼得·德鲁克。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积极主张：随着公共部门和志愿者组织掌握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下一个伟大的管理革命将会发生这些部门中。迈克尔·波特也很快意识到将管理理论运用到公共部门的潜力。他首次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时期，当时为应对美国经济可能的衰退而制定一项“产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里根因而将波特召入国家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在那里，他震惊地发现，对于他毕生研究的公司，民族国家与国家差异在决定其成败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将这一思想写成了一部巨著—《国家竞争优势》。该书的篇幅超过800页，大量运用图表、图解以及成功产业集群示意图，大量援引英国饼干公司和韩国墨金公司的详细资料，并辅以数以百计的脚注。《国家竞争优势》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对于国家经济成功要素的综合调查、对8个世界最重要经济体（韩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瑞士、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细致研究，以及就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本国竞争力给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波特很快发现自己是在为各国政府撰写竞争力报告，其中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葡萄牙以及地方政府，如马萨诸塞州。他认为利比亚是“一家好公司”。
另一些更不可能涉足该领域的大师也对公共部门产生了兴趣。汤姆·彼得斯起初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沼泽，然而20世纪70年代他在军工企业工作期间，他的公共部门拥护者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转而积极支持政府改革，他甚至还制作了一部关于“公共部门的卓越”的影片。曾经宣布民族国家终结的大前研一放弃了待遇丰厚的麦肯锡东京办事处负责人的职位，转而投身政治，甚至组建他自己的政党，致力于将日本从特殊利益集团的触须中解救出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这些对话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大师，他们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在公共部门而不是私营部门。这条道路的开拓者有公共政策顾问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以及前城市管理者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他们的《政府再造：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门》（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1992年）一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人催生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政府再造联盟”（Alliance for Redesigning Government），其为克林顿政府提供了范例及灵感。但已有更多的大师踏上他们自己开辟出来的小径继续前行，比如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的《贯彻政令：托尼·布莱尔、公共服务和实现目标的挑战》（Instruction to Deliver: Tony Blair,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hallenge of Achieving Targets）。
政府如何迎合大师
在欧洲，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于低迷，公共部门与管理理论开始进入热恋期。撒切尔夫人倡导以市场为导向的广泛改革—从比较容易达成的私有化（据说是彼得·德鲁克发明的词汇）和外包服务开展竞争性投标，到较难实现的为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引入内部市场。她还设立了一系列强力机构，为了改善公共部门的管理，其中一些机构聘用了商人和顾问：包括“效率小组”（Efficiency Unit，由玛莎百货的董事长雷纳勋爵负责）、金融管理部门、国家审计办公室和审计委员会。
其中许多理念从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扩散到欧洲其他国家。这一被称作“新公共部门管理”（new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的管理理念包含许多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观念，如外包、公私合营、绩效薪酬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