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坦言：“老实说，我不是在为股东工作，我是在为客户工作。我不会受股东价值的驱使，也不会推动这种由股东价值为导向的商业模式。”简而言之，商店（营销）击败了股市。
另一些人则提出不同的衡量标准。维尼特·纳亚尔（Vinet Nayar）是一家成功的印度外包公司—HCL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极少数愿意花时间为一家备受尊敬的出版社—哈佛商业出版社—撰写管理书籍的高管。在这本名为《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书中，他论证了“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理念。过度专注于客户将会让你深陷短期主义的泥潭，而专注于员工却能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此方法确实在印度那种充满活力且渴求人才的市场中表现优异。许多管理者更喜欢使用尽可能多的衡量标准，但公司越是必须应对众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它们就越是需要放弃对单一衡量标准的迷恋，改用综合衡量标准。
是时候埋葬股东价值模式了吗？确实，几乎没有人继续支持这种粗暴的模式。将高管们的薪酬与公司股价短期波动挂钩的意愿日益下降，而大量发行公司债券的意愿甚至更低，因为这些债券最终可能会压垮公司，而不是令公司遵循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十分推崇的行为准则。股东价值模式的批评者是正确的，专注于眼前的股东价值将会产生短期主义。如果企来要耗费巨资来发放工人工资，为什么不关闭几个工厂或者减少几个部门呢？批评者的另一个正确观点是，激励机制已经被一连串泡沫—首先抬高股市价格，并最终抬高公司债券市场—所扭曲。这些泡沫意味着，当曲终人散时，许多高管已经为自己捞足了不义之财。
关注短期的股东价值与关注长期的股东价值之间存在关键性区别。如果高管们的薪酬与季度收益挂钩，他们也许会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如果他们的薪酬与更长期的指标挂钩，他们还会如此肆意妄为吗？如果他们的奖励与6个月的市场变化挂钩，高管们可能会在适合的地点、适合的时间获得适合的奖励；但如果他们被迫对公司长期负责，那么他们不太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酬劳。
事实上，许多反对股东价值模式的批评者抱怨的是短期主义而不是股东价值本身。马丁认为，关注客户满意度是提升长期股东价值的最佳途径。纳亚尔基于同样的理由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大多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推崇的模式有利于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人。让工人满意员工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客户满意有助于打造一家赢利的公司，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拥有了一份取悦股东的秘方。
以上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失去资本主义的一大优点，那即是明确性。如果公司试图让所有人满意，那么它们最终会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如果公司试图用太多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表现，那么它们最终会规避这种艰难决策以确保自己的长期生存。毕竟，要让客户满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你的产品免费送人。
这表明，只要我们避免过于强调短期业绩，就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持对于股东价值的关注。然而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高管们仍然需要一个额外的制衡体系来确保他们不会偏离轨道，这样的制衡体系由三方组成：股东、监管者和董事会。
对于企业界日益关注股东价值，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股东权利运动。股东们不满足于坐看高管们以他们的名义自肥，他们想要在治理公司以及规避公司灾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拥护股东权利的积极分子看来，股东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把公司管理的重点从管理者转移到了公司所有者，而是转移得不够充分。
股东权利运动催生了一个新的董事会激进阶层，激进分子开始出现在通常令人昏昏欲睡的年度会议上，并用刁钻的问题猛烈攻击高管。这些激进分子包括一位美国老派绅士罗伯特·蒙克斯（Robert Monks），以及一位不那么有绅士风度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克哈特·温格（Eckhart Wenger），他引用德国剧作家席勒（Schiller）的言论来为自己的粗俗风格作辩护：“必须得有人以尽可能粗俗的方式来告诉德国人真相。”但使这场运动真正发挥影响的是机构投资者（大型养老基金以及类似的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其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资产。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州的雇员养老基金—“美国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该基金灵活运用其投资组合，累积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设法迫使公司做出改变。之后，众多其他基金也加入了这场运动。
2002年，一系列丑闻吞没了美国的泰科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环球电讯公司以及安然公司，也导致了对企业的更严格监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布什时代最不受欢迎的立法。保守派讨厌它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在监管公司方面走得太远。（保守派频频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