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司都披着“授权”这件光鲜的外衣，管理理论仍然将董事会作为关注焦点。因为，决定公司前进方向的是董事会，决定踩刹车或油门的仍然是董事会。近些年来，全世界的高管们掠走了公司的高额收益，而对于公司的灭顶之灾，他们也背了绝大部分的骂名。
董事会是管理理论中三个最尖锐争论的焦点。第一个争论是：公司的经营目的是什么—是为公司股东谋利，还是要取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第二个争论是：对于如何组织公司，是存在唯一的最佳方式，还是存在众多可行的企业模式？第三个争论是：应该为高管们的工作支付多少酬劳呢？是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他们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过高薪酬”，还是如我们的酬劳一样是大体合适的？董事会也是管理理论中最抽象问题争论的焦点。什么是领导力？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领导力可以培养吗？在我们这个大众化的时代，领导力的本质改变了吗？公司需要一个精英领导层，还是其内部是平等民主的？
韦尔奇式资本主义的终结？
关于股东资本主义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而2008~2009年的大规模金融风暴更是为这一争论注入新的生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两种不同的公司概念一直在打持久战—有时激烈，有时消停，但总是持续不断。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对广泛的社会群体负责；而股东资本主义理论则主张，公司归根结底应对股东负责。在前者看来，董事会的职责是平衡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后者则认为，董事会的职责是提升股东价值。
1980~2000年间，股东资本主义大行其道。1976年，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发表文章《厂商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u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为股东资本主义制定出理论范例，这篇文章是有史以来引用最多的商业类文章之一。杰克·韦尔奇在他长期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期间证明了股东优先举措的优点。美国（推崇股东资本主义）相对优于欧洲大陆（强调利益相关者）的表现也证明，股东价值是“创造性破坏”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些主流的管理理论家仍然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欧洲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说：“通常认为是股东经营着公司，我们都是在为股东工作，现在是时候揭穿这种谬论了。”德鲁克曾抱怨，股东价值的时髦观点导致了最糟糕的短期主义滥行。他说：“长期效果无法通过大量地堆砌短期效果来获得。”在1993~1997年间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常常谴责公司为获取短期利益而不顾它们的员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但只要道琼斯指数保持上扬且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得优于欧洲大陆，这些都将成为无人理会的旷野之声。在与更保守的克林顿政府要员—如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等人—的所有重要“战役”中，赖克均以失败告终。
近年，该争论的力量平衡已倾向利益相关者这一边。美国遭受了一连串公司丑闻的冲击，其经济表现开始下滑—不仅与中国相比，甚至与德国相比也是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提出影响深远的质疑，许多该体制的捍卫者宣布放弃或部分放弃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艾伦·格林斯潘咕哝道，他的模型未能预测到这次危机。杰克·韦尔奇被广泛引述的言论是，“股东价值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理念”。许多管理大师们都为公司业绩提出补救措施。2010年3月30日，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主席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在皇家艺术协会会议上指出，“韦尔奇式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向“韦尔奇式资本主义”发起全方位的攻击。马丁驳斥了公司应该专注于股东价值的观点，他认为该观点具有“悲剧性的缺陷”，并主张是时候抛弃它了。股价是一把扭曲的量尺。股票上涨往往是因为总体经济状况而不是个别管理者的成功—高管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只是在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却能因此获得高薪厚禄。股价也是一把有弹性的量尺，它能说服高管们为提升公司的短期收益而削减成本。
马丁主张，“股东资本主义”应当让位给“客户驱动型资本主义”（customer-driven capitalism），以客户满意度取代股东价值作为关键性指标。这种以客户为导向的模式能激励管理者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也迫使他们要时刻保持警觉。这也切合普通管理人员的实际经验：相对于复杂难懂的股票期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公司的产品交到客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