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工具加以利用。世界上一些最大型的公司—包括大多数的大型石油公司—都是由政客及它们的代理人，而不是由普通的商务人士经营的。中国通常利用国有企业抢购到越来越多的全球自然资源，它还利用国有工业集团谋求政治目的。但这种情况并非是中国独有的，英国石油公司曾与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北极地区，但该合作从一开始就因暧昧的政治考量而变得错综复杂。
在美国，由于民众对腐败的日益警惕，政治风险可能让西方公司遭受巨大损失。奥巴马政府正以一种传教般的高涨热情执行《反海外行贿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并动用了一度为打击有组织犯罪而设计的专门技术。英国政府则推出了更加严厉的反贿赂措施。那些认为政治不再重要而接纳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当地“潜规则”的高管们，可能会在回国时发现自己面临长期监禁的判决。
然而我们应该谨防单纯从风险角度来考量政治：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政府同样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只有各国政府协同行动才能拯救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彻底崩溃。当企业和消费者都过度紧张而不敢消费时，唯有启动强力刺激经济的公共开支项目才能让需求保持强劲。全球化并没有令政府显得无关紧要，相反，作为唯一能应付越来越频繁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并阻止其蔓延的机构，全球化重新强调了政府的重要性。
跨国公司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那些通常被认为与之相关的事情，如巨型公司的成功、地方差异的消失以及全球性产品的无所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正在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消除贸易壁垒并让创意、人力和资金在全世界加速流动的能力—是切实存在的，尽管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企业或许已经以全球化的名义推行过一大堆愚蠢的商业策略，但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比无视这一现象更愚蠢的了。
推行全球化的窍门是，找到全球规模与本地关联性之间的正确平衡。公司可以在利用全球资源的同时注重地方差异性，可以在开发规模经济的同时利用当地卓越的产业中心，比如，可以把擅长小型化的日本专家、意大利的设计师以及美国的有钱人放在一起，那确实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如何创造出这样的传奇之物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20年来商业大师和从业者给出了许多答案，其中有三个答案条理格外清晰，从而脱颖而出。
答案之一是“跨国公司”（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一个由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共同创造的词汇。跨国公司是一个拼凑整合的过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企业是由被冠以相同名称的各国公司形成的松散联盟。福特和联合利华等大企业最初是为了应对高关税、天价的运输成本以及严苛的产品本地化条例，从而在它们所有的经营国家中进行自我克隆，这些克隆分公司拥有自己的总部、设计机构和制造工厂。即使在公司鼎盛的情形下，这种做法也是极其昂贵的。福特一度同时有两款“雅仕”（Escorts）车型上路，而它们完全是分开设计和制造的。
跨国公司致力于完成两项工作：废除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以及利用各国的资源来应对当地的问题。跨国公司将老式的国家总部整合为大区域乃至全球总部，它们还让各国的子公司负责生产全球产品或者发挥全球影响，其一是为了将决策权分散到整个组织，其二是为了获得当地的经验技能。例如，雀巢公司把意大利面食业务中心设在意大利，强生公司给予其德国子公司卫生棉条的全球授权。
许多跨国公司会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原则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管理者认为公司的未来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在于加强各分部权力之间）展开持续的内部拉锯战。这些内部混战可能会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为什么要继续假装企业是统一的整体？为什么不干脆把它们拆分成一个个组成部分？
答案是：跨国公司通常会大于各部分之和。跨国公司可以整合及协调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它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规模在全球的喧闹嘈杂声中取得先机，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据一家驻伦敦的咨询公司OC&C预计，知名品牌说服客户尝试一款新产品的成本要比一个较不知名的品牌低36%。）麦当劳全球团队的建造专家可以在短短的11天内利用模块化部件建成一家新餐馆—而且仅花费2\/3的成本，该公司的全球采购计划通过与供应商进行艰苦的价格谈判，一年可以节约数亿美元。
对于如何构建一家成功公司的第二个答案是：“全球一体化企业”（the 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这是一个由IBM的总裁塞缪尔·帕米萨诺发明的词汇。帕米萨诺表示，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公司不同于17世纪的大型贸易公司那样，全球一体化企业也不同于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