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新范式的演化与早期管理范式的兴起—尤其是20世纪初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以及20世纪60年代日本精益生产的兴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新兴市场正驾驭着移动电话与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就如当时的美国企业驾驭着铁路和电报技术；新兴市场不断发掘新的消费群体，就如同当时的美国企业将每一个普通人打造为潜在客户；新兴市场正将劣势（例如贫困和糟糕的分销体系）转化为优势，恰似当年日本创造及时生产体系以弥补储存空间的不足。而且，和之前所有的成功范例一样，这一新的管理体系也能够自我强化。新技术使得企业能够向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并能将大规模生产应用到新的领域；全球化让它们能够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一如20世纪早期的大规模生产和20世纪80年代的“精益生产”，新兴市场的新管理范式也有一大批管理大师和顾问为其摇旗呐喊，他们致力于提炼这一管理模式，建议公司如何对其加以利用，并将其推销给世界各地所有想要得到它的公司。在这群摇旗呐喊者中，为首的是一名印度精英。普拉哈德拉可以说是过去20年里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大师，他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无疑是一本最具影响力的书。除了普拉哈拉德之外，还有大批崛升中的超级明星，诸如维杰伊·戈文达拉扬、塔伦·康纳、兰杰·古拉蒂、尼尔马利亚·库马尔和阿尼尔·古普塔，这些大师都具有塑造并影响事件的非凡能力。在2009税务年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等亚洲管理咨询公司在全球42个国家中经营业务的营业收入高达60亿美元。这一新兴市场范式或许只是针对当地经济缺陷的一种方法，但现在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精英正把该范式打造成一个贯穿一气的管理体系，使其既适用于贫穷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富裕国家。
破坏的威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时期，富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本国的无产阶级拒绝发动革命感到十分恼火，因而转向第三世界寻求同盟。弗朗茨·法农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中赞美反殖民主义革命者。整整一代激进派学生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每当碰到大学学院院长时就高呼“胡，胡，胡志明”。
如今，第三世界被视为新兴市场，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多产自中国，而这些“大地上的受苦者”正享受着令前殖民大国羡慕的增长率。这些新兴市场不仅在自家的后院呼风唤雨，也能对富裕国家造成影响。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造出了“破坏性创新”一词，用来描述那些价格大幅下降的新产品和那些彻底改变生产及分销方式的新工艺。今天，许多最典型的破坏性创新来自新兴市场，相较于上一次来自日本的重大破坏性管理创新—“精益生产”，它们将更加激烈地改变西方的社会生活。
这次新兴市场带来的变化之所以会发展得更快、更深入，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原因是，公司控制权市场及资深管理人才市场比20年前更具流动性。过去，大型日韩巨头企业是有序成长起来的，然而如今新兴市场的佼佼者热衷于兼并和收购。它们可以利用高度完善的资本市场—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以及大批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和管理顾问。新兴市场的巨头企业正在疯狂地兼并西方公司并雇用西方的管理人员。
第二个原因是新兴市场的庞大规模。日本的出口业由有限的几个引擎驱动，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业。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的出口涉及几乎所有的产业。米塔尔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印孚瑟斯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跻身于世界最大信息管理公司的行列，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家电制造商，1997年才开始海外业务的中兴通讯有望成为世界五大移动手机生产商之一。就在10年前，还没有任何一家新兴市场企业能达到世界水平。而现在，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统计，新兴市场中的世界领军企业已经遍及25个大产业。
第三个举足轻重的原因是重视产量。新兴市场的公司通过开辟新市场以弥补它们微薄的利润空间。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和中国的移动电话公司每月新增800万~1 000万用户。新兴市场的巨头企业，如印孚瑟斯和中兴通讯，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增长。
第四个原因是，西方最优秀的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新兴市场的潜力。亨利·福特二世在“二战”后经营福特汽车公司长达数十年，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轻蔑地将日本汽车称为“那些小破车”（those little shitboxes）。而现在，最优秀的西方公司视新兴市场为创新与增长之源。思科公司未来将派其20%的最优秀人才到“思科东方”中心任职。
实际上，西方进行节俭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消费者勒紧腰带以及政府努力平衡预算，西方正进入紧缩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医学创新推高医疗成本以及“婴儿潮”一代开始领取退休金，福利国家的负担日益加重（到2050年，富裕国家有1\/3人口将领取退休金）。上述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借鉴新兴世界的“质优价廉”（value-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