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比普通人群创办更多的公司，他们带动了理念、资金和技术的交流，他们弥补技术差距，还整合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知识。
第三个特质，也是决策者需要做的第三件事—不要纠结于熊彼特最具魅力的词条：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创业精神所破坏的与它所创造的同样多，然而这未必是残酷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指出，许多创造活动是非破坏性的。许多创新是促进及满足了新的需求，而不是取代了现有产品和服务。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指出，在1991年人们消费的商品及服务中，约70%与1891年的商品及服务几乎毫无瓜葛。与上一代青少年相比，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被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团团环绕，而且他们的手机和游戏机像是已被手术植入似的从不离手。但仍有一些完整的非破坏性创新领域尚未被攻克—例如，疾病的新疗法，或者改善年长者生活质量的创新。
当我们确实不得不忍受“创造性破坏”时，这种“创造性破坏”通常是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的。绝大多数创新提高了生产力，从而改善了整体生活水平。考夫曼基金会的卡尔·施拉姆还指出了创业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悖论：“我们越是在经济上不具保障，我们在经济上就越有保障。”即我们越是允许“合适的”公司去取代“不合适的”公司，整体经济就越健全，从长远来看我们也就越有保障。
创业精神在促进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创造力。威廉·H·怀特的《组织人》（1957年）一书探讨了在管理资本主义极盛时期的美国公司，他将其中最令人恐惧的一个章节取名为“对抗天才的斗争”。他写道，“全能的团队成员比优秀的个体更有价值”，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推导下去，“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创业资本主义使这些“非常优秀的人才”重新回归，让他们把特立独行的精辟见解转变成改变行业的组织行为。
托马斯·杰斐逊在暮年时写道：“每代人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而我们这一代的新革命是创业革命，这场革命遍及全球，从美国到英国再向各地扩散，并且从私营部门推进到了公共部门。这是一场带来众多后续破坏的革命，而当前的经济低迷放大了这些破坏的影响。然而这也是一场可圈可点的革命，它在更多的国家以更有创造性的方式，使更多的人才投身于提高生产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事业。熊彼特所推崇的“狂风”正有点粗暴地把我们吹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