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的现象。再加上源于悠久历史、永存受袭威胁的高风险承受能力，使以色列具有成为创业巨人的条件。
新加坡也要把自己打造成创业巨人，可以预见的是，它更可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因为新加坡政府视创业精神为这个城邦国家继续保持繁荣的必由之路。新加坡在战后的岁月里努力沿着“价值链”向上攀登，即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贸易业到金融业的转型，政府认为它面临的或许是历来最大的考验—打造知识产业以及创建能把智力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新加坡大量投资数字媒体、生物工程、清洁技术和水净化项目，建立大型企业孵化器机构，以高薪厚禄“绑架”外国科学家，同时也仿照以色列和丹麦设立了一只公共风险资本基金，该基金陆续带来许多私人风险资本。超过5%的驻新加坡企业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支持。
新加坡也在权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在经商便利度方面，世界银行将其评为世界第一。新加坡还致力于一宗更为棘手的业务—鼓励传统上被动守成的新加坡人更多地接纳创业精神。学校讲授创业精神的优点，并奖励提出最佳创意的孩子（例如，一群在校学生通过互联网将价值1.5万美元的定制动作玩偶出售给美国的收藏者，尽管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新加坡）。大学则更注重商业教育及其与产业的结合。南洋理工大学设置了科技创业与创新专业的硕士学位（2002~2006年间毕业于该专业的150名学生中，有50人已经开始创业）。
然而，对于这个城市国家而言，转换到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容易。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想要成为美好理想的守护者，而不是承担风险的创业者。根据摩立特咨询公司的研究，89%的人表示，宣布破产会导致“极度的”后果。新加坡人也绝非那种“敢于冒险的”消费者：尽管这个岛国具有多元文化，但国民仍然只痴迷于那些西方品牌。该国已经为这种最新的殖民地自卑情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苹果公司发布iPod（数字音乐播放器）的两年前，新加坡创新科技公司（Creative Technology）就已发明了“游牧族点唱机”（Nomad Jukebox）。但此“点唱机”看起来像一台笨拙的CD播放器，而不是一款时尚的迷你配件。虽然苹果公司向创新科技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侵权费，但这无法弥补它失去的巨大市场。以上例子或许具有教育意义，这个典型的企业式国家—一个拘泥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命令以及控制的国家—应该认识到为了繁荣兴旺，它需要接纳创业精神。
然而，若要判断创业风向，你并不需要成为一名新加坡官僚式老板，因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正在掀起创业狂潮，顺便提一句，这两国还为新加坡输送了大量人口。
数以百万的创业者
印度风险投资家、顾问兼作家古尔恰兰·达斯讲述了他在印度南部的路边咖啡馆就餐期间，与一名正在做侍应生的14岁男孩聊天的故事。男孩说，他做侍应生是为了支付计算机课程的学费，他的终极目标是要经营一家电脑公司，就像他的偶像、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Bilgay）一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为了参与全球创业革命，已经取消了许可证管制。我将在下一章讨论印度欣欣向荣的高科技部门，但创业革命并不局限于软件业。宝莱坞每年为36亿观众制作1 100部电影（好莱坞每年为26亿观众制作600部电影），印度的国内航班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哪里有咖喱饭哪里就有印度翠丰啤酒售卖。不论你到印度哪个地方，都会碰到下一个“比尔盖”：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已经把该国传统的宿命论调，转变成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
印度严重依赖海外侨民来推动它的创业经济，尤其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25万印度人，以及生活在全美国的50万印度人。麦肯锡前高层拉吉特·古普塔协助创办了位于海德拉巴市的印度商学院。拉维·德什潘德曾以37亿美元将他的级联通信公司（Cascade Communications）卖给航空咨询公司Ascend，他在印度到处为创业精神摇旗呐喊。1995年德雷珀国际（Draper International）成为首个在印度投资的外国创业基金，其资金来源于硅谷的印裔人士。受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力所吸引，数十万印度人正在返回祖国，加入被许多人视为二次建国的工程中。
与印度相比，中国创业精神的发展则更加令人惊讶。2006年，中国副总理吴仪出访美国时，同行的有200多名企业家。现在有超过65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有112家中国新创公司获得风险融资，这一数目是2005年的两倍。中共中央党校甚至为创业者（又被称为“红色资本家”）开设了专门课程。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转变比印度的更加艰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国家的知识和管理资本，总体上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并不算高。相对于百花齐放的局面，国家更感兴趣的是大型项目—在国有企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