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创业精神方面，美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拥有巨大的先决优势。但是有两个变化正开始侵蚀它的领导地位—一个是消极的，而另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是，美国目前面临着众多威胁—针对其非凡的创业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成为美国的累赘，它甚至具有破坏性。最大的一个新问题来自“专利流氓”，即那些专门起诉公司侵犯了某个莫须有专利的辩护律师。并且，税收制度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许多公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填写税单，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更好地被用在业务上。再者，由于“反恐战”和仇外情绪高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美国的移民体系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美国不是在致力于吸引世界上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反倒是迫使他们参加一场障碍赛。当所有人都渴望在美国工作，设置障碍赛似乎变得合乎情理。你甚至可以用达尔文理论来为它辩护，只有最胜任者才能通过考验。但现在全球各地涌现出了如此多的机会，这是对美国自身竞争力的一个严重威胁。
而积极的变化是，创业革命在向全球蔓延。与几十年前相比，欧盟更具创业精神了，欧洲产生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创企业。Skype开创了基于互联网的电话服务，这证明了欧洲大陆的潜力：一位瑞典人和一位丹麦人创立了这个以伦敦为驻地的公司，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东欧爱沙尼亚的计算机程序员，并最终以高于80亿美元的价格将他们的新创公司出售给美国的微软公司。
更重要的是，欧洲已经开始营造有利于创业精神的生态环境。在2003~2006年间，欧洲的风险资本投资平均年增长23%，而同期美国只有0.3%。事实上，丹麦、瑞典和英国这三个欧洲国家，以其人口规模而言，拥有比美国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产业。2004~2008年间，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新创公司，有100多家实现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功成身退”（在股票市场上市或被既有公司收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荷兰数字地图制造商Tele Atlas以43亿美元的高价被通腾导航科技公司（TomTom）收购。
并且，欧洲的大学也开始摆脱它们历来对于“商业”的蔑视。剑桥的高科技中心是最成功的公司哺育所之一，孕育了超过3 000家公司，培育出超过200名百万富翁。欧洲政府也开始认识到高速成长公司的重要性。丹麦政府建立了一个“成长之屋”的网络，让现成的机构为新创公司提供许多大公司才能享有的优势，诸如咨询建议、法律服务以及会议场所。丹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公共创业基金Vaexsfonden，致力于推动私人投资进入高科技领域。
位于欧洲之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处于众敌环峙下的中东弹丸小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个专制的城市国家—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来接纳创业革命。1992年，以色列主要出口钻石和柑橘类水果，而如今它每年出口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软件。借用一本创业类优秀书籍的书名来形容，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国家”（Start-Up Nation），它拥有4 500家本土高科技公司、300多只风险资本基金—2007年这些基金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以及成长中的医疗保健产业。以色列开发的部分创新产品如下：奔腾芯片（英特尔公司）、语音邮件（康维科技公司）、即时信息（ICQ软件和Ubique公司）、防火墙（Checkpoint公司）和“药丸式肠道摄影机”，该技术能让医生不需要做侵入性手术就能检查你的体内状况。以色列人喜欢开玩笑地说，无处不在的“内置英特尔芯片”（Intel inside）的商标应该换成“内置以色列技术”（Israel inside）。
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要感谢美国激发了它的创业革命。大量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已经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而且一大批曾经去往美国寻求高水平教育及商业机会的以色列移民已经返回祖国，他们还带回了来自美国的理念。许多以色列创业者穿梭于硅谷和特拉维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70多家以色列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
以色列政府通过现成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供应，扮演着创业催化剂的角色。按人均计算，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比例，而且拥有一批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以色列理工学院。来自前苏联受过良好教育的10万名犹太难民，更是增加了以色列本土人才的实力。1993年，随着高科技人才涌入该国，以色列政府设立了一个1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基金Yozma来启动国内的风险投资产业，该基金以公共投资补贴民间资本。
然而，以色列能够快速接纳创业精神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独特性：以色列处于阿拉伯敌对之海中，是一个遭重重围困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防军不仅有助于让国家处于技术尖端，他们还培养以色列年轻人（18岁即被征召入伍）的团队精神和随机应变的优良素质。以色列的年轻人与在军队中结识的朋友合伙做生意是非常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