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是纽约大学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的教授—以及更广阔的权威领域。
《黑天鹅》一书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性辩论，它驳斥了人类对自身预测未来能力的狂妄态度。塔勒布认为，我们的头脑热衷于欺骗我们，我们乐于相信自己能预测及控制世界，然而绝大部分重大事件—从科学突破到全球剧变—都是“黑天鹅”。当人类这种狂妄态度与傲慢的银行家和全球化的金融系统相结合时，就会变得格外危险。在全球经济崩溃之前，这些金融世界的主宰者们喜欢夸口称，全球一体化与日趋完善的精密金融模型相结合会显著地减少波动性。而塔勒布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尽管波动性可能在短期内有所下降，造成表面的稳定性，但世界将会处于“黑天鹅”式毁灭概率的边缘。果然，此书刚上市，黑天鹅就开始扇动翅膀了。
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共同强化了第三种革命性力量：全球化。自19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推进。它改变着“旧”经济，同时也改变着新经济。每天，数以万计的船只从中美洲巴拿马起航，到地中海的马耳他注册，在英国伦敦投保，雇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把货物从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一个角落。但从整体而言，这使知识变得更加重要：距离的消失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廉价体力与脑力工作者，他们与要价更高的同行竞争，在思想上超越对手的能力也就成了竞争优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
恐慌的理由
对于本章的主角—普通公司以及运作它们的公司职员—而言，这三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最流行的一个答案是，它导致了“规模的消亡”，好比昨天的庞然大物让位给今天敏捷的优胜者。对于这种观点，最激进的拥护者（包括汤姆·彼得斯等大师以及《快公司》等杂志）主张，未来属于“虚拟”公司—类似变形虫的微型组织，它们聚集起来完成一项工作，然后散开，再变形成恰当的形态组合去完成另一个项目。而较温和的倡导者认为，公司规模的大小正从一个（使你引以为豪的）优势转变成一个（你要么隐瞒，要么试图摆脱的）障碍。彼得·德鲁克曾宣称：“《财富》500强的时代已成过去”；汤姆·彼得斯认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几乎在所有的市场中获益”；《经济学人》经常称赞小型新创企业，并提醒政府对于保护垂死的商业巨头应谨慎行事。
主张规模已死的群体确实拥有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论据。“精益生产”和“即时生产”已经使生产的重点从规模转向时效性。众多技术进展—例如“云计算”开发—让小公司得以掌控以往他们老大哥专属的资源。随着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势逐渐减退，其缺点正日益凸显。大公司产生官僚膨胀，大工厂出现生产脱节，许多大企业无法吸引到有创新能力的工作者—即便获得了人才，也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结果 “精简”和“伪精简”大行其道：大公司减少管理层级，将自己拆分为更小的单位，并将部门从城市中心拉风的摩天大楼迁至郊区凄凉的办公园区。
然而，以上论点很容易被夸大。在从零售到信息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大公司仍然非常强大。沃尔玛的员工人数超过了冰岛人口总数；在硅谷的初创企业极度缺乏风险资金之时，IBM却在蓬勃发展；超大型教会正在将小教会排挤出市场；微软和谷歌等成功的新经济新创企业，已经完成了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新创公司曾走过的道路，并且成长为企业巨头。大公司还从金融危机中获益。政府会出手拯救“大到不能倒”的公司，例如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这些金融服务部门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集中）。而且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预计会有一批新兴大型企业集团走上全球舞台。
在很多情况下，关于公司规模的争论是基于一种不实的对立：大公司和小公司是潜在的盟友而不是可相互取代的对手。如果大公司没有制造出巨型服务器，“云计算”就无法为新创企业提供天量计算能力的访问接口；如果生物技术巨头公司不分派工作给该领域的新创公司，这些新创公司就无法生存下来。最成功的经济生态系统应该拥有各行各业的大企业和小公司：让硅谷引以为荣的是，它不仅拥有惠普等久负盛名的企业，同时也拥有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新创企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比欧洲经济更有活力，不仅是因为美国更擅长催生新创企业，还因为美国更善于引导新创公司成长为微软和谷歌这样的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