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克显然不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在他的回忆录《困在内阁》（1998年）中，他追述了向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作的一次午餐演讲，称当时自己只能对着一群全都是男性并且正在抽雪茄的偏执狂吼叫。实际上，这一回忆被揭穿是纯属虚构的：当这本书出版时，乔纳森·劳赫指出，演讲发生在早餐时段，且该协会有禁烟政策，另外，1\/3的代表都是女性。但是赖克的反商业言论并没有阻止商人们听取他要说的话，而这是有一定理由的。赖克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商业的发展方向有着准确地把握，并且在谈论投资人力资本优于构建贸易壁垒方面，他也是一位雄辩家。商界人士赞同赖克对其党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批判，同时也认同他对教育和培训的热情：众多一流商务委员会都赞同《国家的作用》的基本论点。
佛罗里达和加德纳
赖克最令人恼火的不是他对商业的挑衅倾向，而是甘愿拜倒在他口中的“符号分析人员”脚下。但是与理查德·佛罗里达相比，赖克对这些“超人”（übermench）的态度还算是所有克制。佛罗里达是城市发展研究方面的专家，目前在多伦多大学任教。他在两个方面比赖克更有突破，其一是他赋予“符号分析人员”一个性感的名字—创意阶层，其二是他让“创意阶层”成为自己所有作品当中的主角。
佛罗里达的成名作《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2002年），是迈克尔·杨的《精英的崛起》（1957年）与坎迪斯·布什内尔的《欲望都市》的怪异组合。佛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是后工业经济的核心。1900年，只有不到10%的美国人从事创造性工作—大多数人在农场或者工厂打拼得头破血流—而如今这个数字是30%。他还描述了“创意者”如何生活的图景，记录了休闲服饰革命（《无项圈工作场所》）、狂热工作的时尚（《时间扭曲》），以及工作与休闲之间模糊的界线。正如威廉·H·怀特的管理阶层定义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绪”，佛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将定义今天的“美国情绪”。
我们不难在佛罗里达使用的术语“创意阶层”中找到漏洞。他使用这个术语来概括从街头艺人到IT专业人员的一切工作者—可以随意扩展和收缩它的范围。事实上，佛罗里达对创意阶层中大多数成员的定义是：遵守规则—在学校和大学表现优异、达到专业水准，而非随自己的喜好做出反传统的行为。他们基本上是知识工作者（借用德鲁克的术语）或者是专业管理阶层（借用埃里克·奥林·赖特的术语），而不是反传统陈规的人。然而佛罗里达的论据在迷惑性的外表下，还包含了一个合理的观点。知识工作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他们势必会铸就我们时代的内涵，正如20世纪上半叶制造业工人阶层所做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工作者既做到了对脑力的尊重，又做到了对自由文化的鉴赏。
佛罗里达认为，企业迎合这个创意阶层是在现代经济中成功的关键。因为“创意者”的特征在于他们有一定的流动性。体力劳动者别无选择，只能住在那些有煤可挖或有铁可炼的地方，而创意者却可以生活在能上网的任何地方。城市应该不再以低税收和良好前景来吸引企业的投资；相反，他们应该专注于吸引创意人士。这不仅意味着要建造大量拥有阁楼和蓝调俱乐部的“创意社区”（以及大量的自行车道，这样你可以在通往创意中心的路上不增加全球碳排放量）；同时，它还意味着接纳自由主义价值观，因为有一打指数证明—最起码有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和创意指数—事实上，创意人士只会聚集在能得到宽容和重视的地区。
《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的出版对佛罗里达而言是件好事。他与托尼·瑟普拉诺一样，出生在美国的心脏地带—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意大利社区，是一个工厂工人的儿子，他一路奋斗进入常春藤盟校，并最终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原本摆在他面前的前景是终生炮制艰涩难懂的文章，但《创意阶层的崛起》把他变成了一个超级巨星。出版商前来叩门，他的演讲费也一路飙升。多伦多大学还为他提供了专属的研究所—“马丁繁荣研究所”，并以34.6万美元的年薪力邀他前往加拿大。新泽西街头的智慧男孩如何能拒绝这样的报价？
佛罗里达在商业界有大批的拥护者。城市开发人员把他的理论当作通行证来达成许多项目；“人力资源经理”喜欢他这种风格—强调“体验”（为了获得工作和休假）而不是薪水的重要性。但是佛罗里达还是招来了一大群批评者。右派人士不喜欢他一边轻视削减税收的重要性，一边敦促政界人士用公共资金来建造阁楼和自行车道。实际上极左派甚至更加尖锐地指责：佛罗里达忽视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工人阶层，反而去奉承新精英阶层。佛罗里达的作品中对于不平等的忧虑去了哪里？他赞同为服务阶层建“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冲劲去了哪里？在接纳他的城市多伦多，左派人士甚至创立了一个反对佛罗里达的网站—“创意阶层抗争”（Creative Class Struggle），并致力于破坏他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