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是彼得·德鲁克）。2008年在《华尔街日报》的排行榜中，赖克位列第七。
赖克是作为一名鼓吹自由样板文化的时事评论员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在《美国的下一个疆域》（1984年）一书中，他指责美国的“纸上兴业”（paper entrepreneurialism）—在制造和改善事物方面偏爱使用一些金融小花招—是使其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并呼吁更多的保护主义。然而，他之后创作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籍，重新审视了左派的一些基本假设，并对其提出质疑。在《我们是谁？》一文中，他驳斥了在全球供应链环境中的保护主义。当普通汽车零件在世界各地被制造时，保护“美国”汽车工业有什么意义？在《国家的作用》（1992年）一书中他主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人力资本—人口的教育和技能，而非那些总部设在国家境内的公司的赢利能力。他认为，美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兴经济”：基于高价值而非大数量，基于定制化而非标准化。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一直强调，公司已经从本国内的金字塔转变成了遍及全球的网络。在这个新世界里，唯一值得费心的“产业政策”是投资教育和培训，因为拥有最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将成为吸引最高附加值工作的磁铁。
赖克作为政策制定者从未取得过作为政策理论家那样的成功：在他作为比尔·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部长的5年间，一再受到鹰派的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等人主张削减赤字的掣肘，因而在谋略上处于下风。但自从1996年离开克林顿政府后，作为一名大师的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其名声部分是受到曾在高层就职的背景所推动，但主要与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辛勤工作以及他对于趋势的敏锐眼光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用了一个晚上与赖克辩论，辩论过后回到旅馆房间，观看晚间新闻时才发现，我的辩论伙伴高谈阔论的是截然不同的主题。
在《成功的未来》（2001年）中—对于无比迷恋成功和未来的商业市场而言，这是一本具有完美标题的书—赖克提出，我们生活在绝佳交易（the terrificdeal）的时代。你几乎有无限的选择，更好的交易总是在不远处等你，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美妙的状态，对生产者而言则可能是一个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处境。工人总是处于失业的危险中，公司总是担心失去市场，而社会有失去使之凝聚的黏合剂的风险。绝佳交易已经以“不忠的逻辑”取代了忠诚的道德规范。工人必须营销自己以获得下一份工作，公司必须自我“瘦身”以避免因过于臃肿而被淘汰，而社区不得不自我营销—事实上，是自我商品化—以吸引居民和商业。在绝佳交易的时代，注意力经济取代规模化经济成为业务成功的模式。企业重要的是要拥有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能力，然后创建“黏性”—这是现代世界最接近于忠诚的物质。如果按照威利·洛曼所言：企业“必须得到关注”，那么其代价便是必须无止境地自我宣传。
在《超级资本主义》一书中，赖克提出，今天的涡轮增压式资本主义，在产生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利用其政治力量来阻止这些问题的解决。然而赖克再次超越了自由的样板。他认为，驾驶超级资本主义跑车的人正赋予这个体系以冷酷的逻辑，他们不是贪婪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幕后的官僚，而是你和我。消费者向公司施加无止境的压力，迫使其改善质量和降低成本，投资者同样在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的回报（对回报要求最高的投资是养老金，即政府工作人员和伪学者们的毕生储蓄）。
赖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最在行。在他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公共关系策略，并不时宣传一点儿社会学，当其符合公司的利益时就被采纳，而一旦威胁到公司时就被抛弃。对于赖克这位前劳工部部长而言，显然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应该尽到保护公共产品的职责。政府是唯一可以代表民意的实体，若要将“公众利益”优先于“企业利润”，政府也是唯一可以信任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