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高度专业化，并决心获知最广泛的知识。他在著作中旁征博引：从精神分析到音乐研究，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从现实生活的案例研究到学术文献。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如此博学的人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理论上呢？一个讨喜的解释是“因为它重要”，这也许是一个诚实的答案。发现管理对于德鲁克而言，就如同我们发现上帝（或者马克思）那样意义重大。“管理是组织的功能器官”，在他最著名的一条语录中，他赞美道，“这个器官能将一群游民转变成一个组织，能将人们的努力转化为成就。”
如果说德鲁克的著作中有一个核心主题贯穿始终的话，那么它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良好的管理将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和谐。马克思曾根据“不可阻挡的资本生产率递减法则”预言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但由于管理者认识到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更聪明地工作，而不是更长时间地工作，从而成功地规避了这个法则，现代经济也因此得以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德鲁克认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取得突破、实现持续增长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它们发明了新技术，而是它们创造了新的组织。因此，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比内燃机更了不起的创造；同样，相比任何新医药的发明，医院的发展是一个更重要的医学突破。
但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他在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让现代管理人员生不如死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现代管理变革的激烈程度，垂直整合型组织已变为了网络型组织。第二个是管理失效的频率。他指出，大多数管理者未能理解变革时代的管理意味着什么，他们将时间花费在经营业务上，其实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反思管理赖以存在的整个理论基础。第三个是企业与企业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即企业对于不断创新的需求和社会对于稳定的需求、知识迅速演变的特性和人类有限的思维能力、企业对于国际竞争的需求和社会对于公共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冲突。
良好的管理意味着对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做了有益的事，而不仅仅是让老板积累利润。德鲁克指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人类、社会，甚至是道德的层面。”他认为，最好的管理者是以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渴望为动力的，而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不仅仅把工人当作生产成本，还要将其当作资源来看待，让他们能够做出持续的、有价值的贡献。德鲁克对工人福祉的主张，使得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萨贝丝·莫斯·坎特将他与罗伯特·欧文相提并论。欧文是19世纪的苏格兰人，他曾要求他的工厂管理人员在用心擦亮崭新钢铁机器的同时，也要对至关重要的人类机器—工人显示出同样的关心。
德鲁克是正确的吗？坎特将德鲁克的学说定义为“管理乌托邦”。或许他的确是这样的，但相比之下还有各式各样更糟糕的空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