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尼克松曾经列数德鲁克对政府的批判来作为激励卫生、教育、福利部门的演讲开场白：“彼得·德鲁克说，现代政府只能做好两件事：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引发通货膨胀。而我们行政部门的目标，就是要证明他是错的。”德鲁克可谓占尽了上风。
德鲁克是否仍然重要？
很难找到说德鲁克坏话的人。现代大师们对于批评他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仿佛贬损这么一位已经赢得广泛敬仰的大师，就是贬损整个管理学理论架构。企业人士已习惯向德鲁克脱帽致敬，比如当比尔·盖茨被问到会重视哪些管理理论家时，他回答道，“嗯，当然是德鲁克”，随后才列举出另一些普通的理论家。
然而，在这位管理行业的伟大人物周围，也有疑云环绕。学术界就从未给予德鲁克类似他在大师领域或公众领域所享有的热烈追捧。（德鲁克自己坦言：“在学术界，我从来都不是受人尊敬的。”）他并没有像迈克尔·波特凭借竞争战略或西奥多·莱维特凭借市场营销那样，在管理学术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一些专业学者认为他是一名记者，而不是一名学者，而更糟糕的是，他被认为只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概述者而不是一流的记者。汤姆·彼得斯曾回忆道，当他还是斯坦福商学院的一名学生时，从未在任何阅读书目上看到过德鲁克的名字。
对德鲁克最没有说服力的批判是：他只是在陈述既定的事实，而他坚持不懈探寻的那些主题—知识工作者的兴起、明确目标的重要性、公司是经济机构也是社会组织等—全都显而易见而不值一提，更不用像他那样喋喋不休。然而事实上，他的大多数观察结论之所以明显，是因为德鲁克使它们变得明显。德鲁克成功地普及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却也因此成了牺牲品。但无论他的见解明显与否，都似乎未能打动那些管理精英。要是他们理解了德鲁克认为公司具有社会性的观点，美国的企业主们还会一边解雇工人，一边用巨额加薪来犒劳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