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惹恼了学院派评论家，因为他将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糅进了经济学中。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主张公司不仅要具有经济目的，同时也要拥有社会意义。这种另类的观点引起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关注。
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邀请德鲁克为自己作规划，并且给他不受限制地调查所有员工的特权。他将调查成果写成了《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决定了德鲁克的命运。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美国以及日本成为畅销书，而且自那以后长销不衰。然而，这进一步激怒了思想保守的美国学者：经济学家把它当作庸俗的社会学读物，而社会学家则把它当作走火入魔的经济学书籍加以排斥。一位评论家曾希望，“这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现在应将他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更值得尊敬的课题上”。受到学术界的群起围攻，德鲁克别无选择，只能全身心投入管理理论的写作。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德鲁克提出并影响了管理理论的几乎每个部分（他的名字因而以令人发指的频率在本书中频频出现）。其实，他著作中的许多主题早已出现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与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一致，《公司的概念》属于漫谈叙事体裁：它以一则中国的故事为开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时而关注持有维多利亚思想的英国绅士数量的减少（以德鲁克的观点，该下降比例微不足道），时而担忧苏联工业管理的效率。但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不仅要把公司当作一个经济组织，更要将其视为一个社会体系。书中两个最长章节的标题分别是“作为人类成就的公司”以及“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在德鲁克看来，公司是复杂的社会性机构而不仅仅是赢利机器，并且前者更受人关注。
然而，德鲁克的绝大多数读者，特别是首席执行官们，被他书中的分权化主题所吸引。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展示了通用汽车公司如何利用分权化组织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例如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而另一些机构诸如福特公司和通用电气纷纷对此进行复制，而轻率大意地忽视德鲁克的警告—他称对该理念的普适性持怀疑态度。到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被认为“让《财富》500强75%~80%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分权”。
德鲁克的追随者
《公司的概念》像是一本关于分权化的学术专著，同时它也大胆地积极呼吁通用汽车公司要把劳工当成一项资源，而不仅仅当成一项成本来看待。德鲁克坚持劳资关系应当建立在人们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渴求，以及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豪之上。他也是一名流水作业线的严厉批评者，即便它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生产模式。“在流水作业线的工作状态里，”他说，“工人的效率越高，他就越趋近于机器而越远离人类。”德鲁克指责流水作业线生产是单调乏味的，事实上它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部分原因是流水作业线不得不配合最拖沓的员工而调整它的速度，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作者从未见过成品，因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职业满足感。
而德鲁克对自主管理的热情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今天，团队化生产已经司空见惯，许多公司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开始运营，他们告知当地工厂的工人不仅要会拧铆钉、焊接和锤打，还要会思考，这使得英国汽车老总们嘲笑这群外国佬的天真幼稚。但今天，欧洲的每一家汽车工厂都在仿效日本企业的模式。通用汽车公司的悲剧在于：它拒绝了德鲁克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采用团队生产方式的建议，直至70年代被日本人扼住咽喉时，才学到教训。
德鲁克相信知识工作者将取代旧式工业无产阶级，这也增强了他对于授权的热忱。他认为发达国家将从“商品经济”转变到“知识经济”，因而导致管理方式的改变：管理人员需要学会如何引导工人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控制工人的双手。这种柔性的管理方式是对泰勒的码表理论及其商界拥趸的直接挑战。然而“知识工作者”（德鲁克在1959年自创的名词）的理念也给政客们带来了挑战，该理念暗示：政府不应该为维护垂死的产业而反对廉价的、低“知识层次”的海外劳工，相反政府应该专注于改善国家的智力储备，否则就不应该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