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招聘的人等），而金字塔的顶尖是泰勒版本的柏拉图式守护者，其职责是设计与调节整个系统、监控竞争对手的行为，以及最重要的是做出前瞻性的计划。
泰勒的理念被迅速应用于实践，尤其受到亨利·福特的推崇，他与泰勒一样是白手起家的机械师，福特遵循泰勒的教条，在底特律市郊迪尔伯恩组建了他的新式工厂。泰勒的理念还有助于构建新型教育机构的课程，这种新型教育机构即商学院，首个亮相的是18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随即在世纪交替之际，这种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哈佛商学院决定采用泰勒的著作，作为其工商管理硕士培养计划第一学年的基础课程，这令泰勒格外开心，因为他大学中途辍学而没有获得学位，但也并没有令他开心到愿意成为该校的教师。）另外，泰勒的理念也有助于缔造新型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理特管理顾问公司在创办之初只是个工程公司，在“二战”后才增加了管理咨询业务；詹姆斯·麦肯锡在1925年创办了与他同名的管理顾问公司。
因此，泰勒的理念很快就遍地开花了。亨利·福特的强大竞争对手阿尔弗雷德·斯隆将其理念应用到通用汽车公司（结果他比福特更加成功，因为斯隆是专业管理人员，远离销售场所的喧嚣嘈杂，而福特却是根深蒂固的干预者）。泰勒的许多信徒进入了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并试图将科学管理运用到诸如学校及医院等场所。早在1912年，美国国会就为此议题举行了听证会，以向公众宣扬这个新理念。赫伯特·胡佛—曾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也试图使用科学管理来使政府更有效率。
然而科学管理信徒们的道路并非畅通无阻。一个敌对的理论团体出现了，其被称为人群关系学派（human-relations school），他们主张让工人参与管理决策。玛丽·帕克·福利特在这些管理先驱中是唯一的女性，她主张“我们决不能将人性从机械化生产中完全抽离”。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强调非经济性奖励对生产率的意义，“企业若完全不考虑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机，罢工和怠工就会如影随形”。
人性管理学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最强，尤其是在英国，当地强大的工会组织与泰勒主义僵持对峙，而主流商人则寻求更温和的管理手段。贵格会商人，诸如卡德伯里和朗特里等呼吁其他雇主要以人为本，而不要像对待机器那样对待工人。英国汽车工业之父威廉·理查德·莫里斯为引进他称之为“大规模生产”的新体系而遭遇了重重困难，这令他大为沮丧。心理学家迈尔斯批评科学管理奉行一种将人类动机简单化的观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艾略特·雅克关注群体行为的社会能动性，并且在“二战”后，将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转变成人性化管理的大本营。
大批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也卷入了科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之间的角力。在德国，前卫思想家对科学管理狂热不已。包豪斯 建筑学派的建筑师，如沃尔特·格罗佩斯和路德维希·海伯森默等人试图将科学管理与设计结合起来。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导演弗里茨·朗也曾短暂地为这一新潮流高唱赞歌。而在英国，知识分子们通常站到人性管理这一边。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1932年）、出生于英国的查理·卓别林出演的电影《摩登时代》（1936年）、乔治·奥威尔的论文《詹姆斯·伯纳姆和管理革命》（1946年）与小说《1984》（1949年），无一不是在表达对大规模生产、科学管理，以及将个体降格成巨大工业机器中的一枚小齿轮的恐惧。
德鲁克：一名学术难民
管理学是个稍微带点儿精神分裂性质的学科，彼得·德鲁克在“二战”前夕偶然发现了它。德鲁克对“是他发明了管理”的说法嗤之以鼻（虽然有一本关于他的书就采用了这样的标题）。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主张：“（管理学科）完全没有被整合起来。”在德鲁克提出这个问题并着手整合之前，完全不曾有人问过“什么是管理？”这样的问题。
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中上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大都市的政府官员，在德鲁克八九岁时就将他引荐给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当德鲁克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就认识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军事战略家弗里茨·克雷默等杰出人物。他于1931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德国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让这位维也纳知识分子写出一些远离主流关于管理的文章，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错综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事件。德鲁克二十几岁时，一直试图躲避阿道夫·希特勒，他不断地更换工作，其中包括银行业、咨询业、法律，以及新闻业（他在报社工作时，曾短暂担任过一个妇女版面的执行编辑）的工作。最终他在一所美国大学找到了归宿，教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集中探讨了政治和经济，并对大屠杀提出了警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