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于2005年11月11日逝世，距离他96岁的生日还有几天，当时他被公认为管理领域的第一人。他是为数不多的、数十年来持续大量地推出有影响力著作的管理理论家之一。他也是屈指可数的堪称改变世界的思想家之一：他是私有化的创造者、知识工人新兴阶层的使徒、将管理视为一门严肃学科的拥护者、全球（不仅仅是在他出生的欧洲及移居的美国，也包括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精英的知己。每当人们设法处理棘手的管理问题，无论他们身处大机构还是小公司、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抑或是日益增长的志愿者组织，都能发现德鲁克的独特印记。
德鲁克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改变了成千上万企业的流程，其中包括美国最受尊敬的大型联合企业—通用电气。在该企业他发动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通用电气奉行了激进的分权改革；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杰克·韦尔奇遵循德鲁克的信念—“要么在行业内数一数二，要么就退出”—对公司进行重新整合。
美国首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乔治·W·布什是德鲁克“目标管理”理念的忠实信徒（“我一直在阅读彼得·德鲁克的书，”卡尔·罗夫曾经告诉《大西洋月刊》，“但直到我看到布什的行动我才真正理解了德鲁克。”）；纽特·金里奇几乎在每场演讲中都要提及他；美国的顶级大传道士里克·沃伦宣称，德鲁克影响并启发了他的“目标导向教会”理念；一位韩国商人甚至以“德鲁克”作为他的教名，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德鲁克就是这样一位管理理论家，每一个理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其对商业如何蔑视、对术语如何愤怒，都确实应该读读他的著作。
德鲁克的影响不仅在他逝世后得到延续，而且还在持续扩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的“德鲁克研究所”在世界各地数百个“德鲁克学会”的协助下，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他的百年华诞盛典在中国吸引了上万名粉丝；他的著作在他逝世后继续发挥影响力，这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的情况非常类似。在德鲁克逝世数月后，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出版了，之后陆续还有不少著作问世—要么是重新修订他的著作，要么是总结他讨论过的问题。
这并不表明德鲁克是永远正确的，甚至总是明智的，他也提出过一些愚蠢的建议（例如他曾建议《洛杉矶时报》放宽报道与广告业务之间的职能划分），他还做出过一些糊涂的总结（譬如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一大“败笔”，而且很快就会成为“遗址”）。但是他独特智慧的光芒能够穿透他所讲述的每一件事，甚至包括那些愚蠢之举。
尽管德鲁克过去常说，他厌恶“大师”一词，并认为它是“神棍”的同义词，然而事实上，他是实至名归的管理大师。
通往德鲁克之路
汤姆·彼得斯认为，在德鲁克出现之前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管理学学科”。虽然这有点儿夸张，但对于一个散乱无序的学科而言，德鲁克是对其做出系统性归纳的第一人。这部分归功于他自身的才能，部分归功于他对管理理论开窍的时机。就像《圣经》里与其同名的人物那样，他是眼前这座教堂的基石，而他的先辈们在理论荒野中所发表的言论将在此得到验证。
在某种程度上，管理与人类同样古老：建造金字塔和征服罗马帝国都要求高层次的管理技能。商业开拓者，如美第奇家族就是依赖商业理论（尽管很少见诸记载）和直觉；亚当·斯密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商业的组织结构；罗伯特·欧文概述了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例如，他拒绝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企业才引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企业的生存需要，新式管理精英团体及正规管理理论体系才得以创立。
这个新学科的主要激励者（至少在美国来说），是发明碳钢机械工具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今天，人们轻视泰勒过时的心理学，”彼得·德鲁克指出，“然而泰勒是史上首位不把工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去观察及研究它的人。”泰勒相信通过详细调查单项工作的工时和工作量，能够得出唯一的最佳组织方式。码表、电影摄影机、计算尺，以及身心测试—这些都是泰勒的工具和得力助手。科学管理的核心原则是相当清晰的：把工作拆解成最简单的各个部分，挑选出最合适做这些工作的工人，然后将这些工人培训成专项人才，也就是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专业人员在专项工作上发挥各自的能力，并设计出一系列激励方案（包括红利和奖金）以确保这些工人会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自身能力。
但是泰勒对管理人员满怀美好憧憬的同时却对工人冷眼以对。对于管理人员而言，泰勒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把工厂变成运转良好的机器。管理人员要协调各种特定工作（因为工人们几乎不能够理解自己的特定任务与整体工作之间的关系），还要负责监管及激励工人（工人们可能容易对单调的日常工作感到厌倦）。较低级别的管理层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会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