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今非昔比。曾经主要由美国思想家主导的议题大讨论—例如对于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比较的探讨—如今在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里就能够找到所有你需要的答案。
美国仍然是管理理论行业的中枢，拥有超过700所商学院。但世界上其余各国正在迅速地迎头赶上。1998~2007年间，接受研究生管理专业入学考试的非美籍人士的比例从25%上涨到42%，其中有21%来自印度。而且非美籍人士正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商学院，例如位于海得拉巴的印度商学院以及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们还培养出了本土的管理大师，印度人的名字正在快速占领世界最知名大师的名单。各类大师，包括美籍以及非美籍人士，在关注诸如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电气等旧式支柱企业的同时，也集中关注诸如印孚瑟斯公司及华为公司等新兴企业。
欧洲正在打造一份不断加长的一流商学院名单，例如伦敦商学院、位于巴黎市郊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以及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IESE）。20世纪90年代中期，牛津和剑桥的教授们抵制了学校打算设立商学院的想法，而现在牛津大学的赛德商学院和剑桥大学的贾吉商学院正打算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一较高下。
欧洲对管理大师行业的关注也在不断升温。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仍然对管理理论抱持傲慢的态度，但是大多数欧洲人已经开始喜欢上了管理理论。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著作在这块大陆上热销，加里·哈默每年有部分时间会待在伦敦商学院，德国的企业也许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管理咨询的客户。欧洲也在打造本土大师。也许唯一一位得到认可的世界一流的欧洲大师是查尔斯·汉迪（我将会把奥地利出生的彼得·德鲁克—曾经将汉迪描绘成“现今最引人注目的管理理论作家”—归为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然而一大批竞争者，其中包括牛津商学院前院长约翰·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伊夫·多茨以及伦敦商学院的唐纳德·苏尔，正在叩门闯关。
欧洲商学院相对于它们的美国对手拥有一个很大优势—将管理理念转化成产品。此外，欧洲商学院更加全球化。2008年，在欧洲55个顶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有85%学生以及46%的教授是“国际化的”，而美国与此相对应的数字分别为34%和26%。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在新加坡设有分校，在以色列和阿根廷设有研究所。该校的大多数学生会将部分时间花在世界的另一端：或者作为“游荡者”（从一所商学院转学到另一所商学院），或者作为“转换者”（沃顿商学院和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在新加坡都设有分校，但仅仅是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而设）。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在15个国家协助办学，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危地马拉、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和菲律宾。这样的国际化定位让教授及学生同时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当班级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其他国家时，你很难以法兰西或者大不列颠为中心来认识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一流全球化大师潘卡基·格玛沃特离开了培育并授予他职务的哈佛商学院，转向了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
在西欧商学院的稳固掌控下，管理理论正向东部及南部推进。随着苏联的解体，乘虚而入的西方政府和慈善家，当然还包括商学院，都认为更好的管理是俄罗斯繁荣兴旺的关键所在，从而步调一致地致力于向其输出管理理论。乔治·索罗斯于1988年开创了这股潮流，当时他在布达佩斯协助创立中欧大学商学院（CEU Business School）。自那时起，西欧商学院便一直忙于在东欧设立分校，同时欧洲本土的大学也扩张进入商学院市场。管理理论行业甚至获得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普京的钦准，2005年他批准兴建两所管理学院，一所在莫斯科，一所在圣彼得堡，旨在解决俄罗斯高层管理人才的短缺问题（每10万个俄罗斯人中只有3个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每10万个美国人当中就有70个人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