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的选票，足以将乔治·布什送入白宫，却不足以证明他拥有任何大众认可度。
那么宣称公司能“行善事以成功”又是怎么回事？问题在于语言是廉价的：详尽的调查已经证明，购买者和投资人的花钱方式和他们嘴上说的理念并不一致。比如，人们说吸烟有害健康，但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一家烟草公司）的股票依然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道德”基金的表现低于整体市场31个百分点。欧盟的一项研究显示，75%的消费者称他们愿意依据道德及环保考量来调节自己的购物习惯，但只有3%的人确实会这样做。“如果一罐符合海豚安全标准的金枪鱼罐头紧挨着一罐普通的金枪鱼，”亨氏食品公司的前任总裁康诺利指出，“人们会选择普通的那罐，即便二者的价格仅仅相差一个便士。”前文提到的那些纽约富裕的毛巾购买者是非典型的：道德商业是一个市场补缺者而不是一个市场塑造者。
企业社会责任诱使公司丧失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专注。老式的股东资本主义提供清晰而简单的方法衡量公司的表现，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则给出各种各样的参数—尤其是如果你追随诺和诺德医药公司并采用“三重底线”，或是如果你听从企业社会责任顾问的意见并采用数十种手段评估你对社会的贡献。一旦公司丧失专注，资本主义将丧失决断性；而如果资本主义丧失决断性，它将变得更难以做出决策—尽管是痛苦的决策，但最终将使整个社会受益。
这导致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最尖锐的指责：它最终伤害的可能恰恰是本想要帮助的群体。如果公司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必须付出更多成本，那么公司可能会对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问题再三考虑。低工资的岗位可能会消失，新成立的公司可能更难以挑战资金雄厚的现有企业。令人担忧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受制于一个软性阴谋，涉及西方非政府组织（几乎不能理解穷人面临的选择）、西方贸易联盟（致力于粉碎全球竞争）、西方媒体机构（以贩卖道德暴行谋生），以及全球性跨国公司（乐于让新公司的诞生变得更加困难）。
企业社会责任绝非是为公司提供担保，反而加剧了不利于公司的情形。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换得一些良好的商业宣传；但从长远来看，它只是在为加剧反商业偏见而付出昂贵代价。企业社会责任固化了企业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忏悔才能获得营业执照的信念，然而事实上，为企业作辩护本身就是商业行为。同时，它也创造出一个反商业施压团体的大军。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议及类似活动，实际上是在为将要吊死自己的绳子埋单。
那么为何企业要忍受这一切道德讹诈？自由市场主义者指出企业帮助穷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发表宏伟响亮的宣言，而是去做些理所当然的事—把穷人当作普通消费者来对待。已故的普哈拉提出过著名的论断：“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代表着一个被冷落的庞大市场。富裕国家的市场由于低出生率及缓慢的经济增长必定会萎缩；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创造出一个高出生率及经济快速增长的良性组合。企业应该投入它们所有的精力去构筑梦想，制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新产品，并创造将这些产品卖给更贫穷消费者的新方法，而并非去夸耀自己如何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