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各地的商学院学生都信奉了“工商管理硕士誓言”，这是一个为了践行“更高尚的善意”以及其他道德行为的自愿宣誓。
管理理论行业周围也环绕着那种一边批评该行业，一边从中取经的“亦敌亦友”者（我乐于承认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和马修·斯图尔特以为哈佛商学院及某家匿名咨询公司撰写文章为职业。露西·凯拉韦则在《金融时报》的管理版面公开抨击管理者制造了如此多“可耻的、骇人的胡言乱语”。
然而迄今为止，以上做法全都没能治愈该行业的顽疾，因为出现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人，就必定存在成千上万个更热衷于犯罪的人。管理学作家继续沦为“晕轮效应”的受害者：雄心勃勃的管理人员已合上《Google将带来什么？》（杰夫·贾维斯著），改为阅读《ABB：跳舞的巨人》（凯文·巴勒姆与克劳迪娅·海默合著）之类的书籍。管理学教授继续向商学院学生兜售他们热衷的理论，仿佛那就是普世真理。各种管理潮流不断地兴起衰退，管理专业的学生始终是大学校园中最迷恋金钱之流（即使在“工商管理硕士誓言”提出的鼎盛时期—2009年—也只有20%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宣誓遵守誓言，自那以后这个比例更是每况愈下）。而管理类文章也继续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扭曲着通俗语言。
这就引出了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二项指控：管理学著作充斥着令人费解的管理语言。显然，这是一项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指控—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将管理语言翻译成通俗语言。似乎在商学院或者管理研讨会的氛围中，潜藏着某些能摧毁人们明明白白说话或清清楚楚写字的东西，在管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令人费解的比喻、连篇累牍的行话、复杂糅合的句式。而书写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风格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发表的《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所言：语言“之所以变得丑陋及不精确是因为我们兜售的思想是愚蠢的，而杂乱无章的语言更容易让我们得到愚蠢的想法”。
那么，第三项指控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在混淆视听的云雾之下，大师们的多数言论其实是极其平淡无奇的吗？在外界看来，管理大师们似乎太过于频繁地使用普通常识（如“顾客即是上帝”），许多为人熟知的名言（如“全面质量管理”）现在看来已显得陈腐。管理大师们常常声称要预测未来，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在描述现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一书中预测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三年前发生了。管理大师永远在预言一个早已到来的未来。正如幻想破灭的前管理顾问马修·斯图尔特所言：“壮志熊熊的大师们似乎都明白，通往财富的道路是用混乱的陈词滥调和无事实根据的伪理论铺就的。只要使用一两句行话并加上一个感叹号，就没有哪一种包含管理智慧的观点会显得平淡或者陈腐。”
以上这些指控都没有错，但管理理论行业的毛病并没有批评家们指出的那么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的事，在目光远大的管理理论家开始探讨它们时，并非是平淡无奇的。例如，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曾预言了蓝领工人的衰落以及“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但当时的工会盛况空前，共产国际更是计划创造一个工人的天堂。另外，人们不再提“全面质量管理”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它已过时，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在为此而努力。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三项指控，事实是叙述浅显道理并没有什么本质错误。之所以要招聘管理顾问，一个原因便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再次引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明：“要看清自己鼻子前面有什么，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然而，对管理理论最常见的批评集中在第四项罪名上：它是短暂流行的。管理理论家具有永远追求革命的激情，甚至会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都为之羡慕。他们永远在揭示理念，以某些缩写词为之冠名，以科学语言作为装饰，以自信愉悦、乐观进取、征服世界的措辞加以表述，以保证这些理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卢·格洛因甚至曾发明过一个“系统术语制造器”，它有一个包含30个术语的词库，能让你打造自己的管理潮流：有人需要提高自身灵活性，或者需要平衡的逻辑能力吗？）然而数月后，随着这些理念被一一实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目标却依然虚无缥缈，于是理论家们又去揭示一些新的理念。以下这些名词足以说明一切：目标管理、头脑风暴、T群组、精益生产、平衡计分卡、逆向创新、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理论的潮流反映了企业的趋势。大师们永远能发现那种在竞争中得到获胜秘诀的公司。然而几年之后，那些成功公司变得举步维艰，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罗森茨魏希公正地批评了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因为我们在《企业巫医》中支持ABB及其总裁珀西·巴内维克的炒作行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一度被奉为卓越的典范，而现在丰田公司恰恰在它理应精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面地位不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