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8日，约3 000位商业世界的“主宰者”涌入哈佛商学院庆祝母校建校100周年。他们激动地看着第9任院长杰伊·莱特（Jay Light）端出一块超大份的糖浆华夫饼。（院长在校庆上总结道：“当今世界对领导能力的需求之大不亚于以往，对我们所做工作的需求之大不亚于以往。”）这群毕业生漫步在占地40英亩、保养维护得无可挑剔的校园里，追忆旧时光并与昔日导师及在校学生畅谈。对于这些天生的奋斗者和天之骄子而言，这一天的亮点在于：挤在学院教室里探讨一个特别准备的“哈佛商学院百年”研究案例。该校做了什么使其在首个百年里获得成功？而它又需要做些什么使其在下一个百年保持领导地位？
莱特院长及其同人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建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哈佛商学院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商贸学校—而且在老卫道士看来是大煞风景之物—转变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教育机构之一。拥有28亿美元捐款及4.05亿美元年收入的哈佛商学院不仅远比世界上其他商学院富有，而且比其他商学院要成功得多。当学院欢庆其百年华诞之际，它的校友中有美国总统及其在拉斐特广场的邻居，财政部长，还有世行行长、纽约市长，通用电气、高盛集团及宝洁公司的老板们，《财富》500强20%的企业领袖，大批对冲基金之王和私募基金掌门人。然而即使这样的校友名单也不足以体现该机构的重要性：哈佛商学院开发了资本主义的知识精英机制，并培养了运作此机制的人才。
然而这场校庆的时机并不完美：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摇摇欲坠（在2008年头6个月该公司的股价下挫了73%）；而当学院在那一年余下时间里继续庆祝其诞辰时，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失效。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几乎拖垮了银行体系，并且令世界堕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触及根本的经济萧条。
这场危机致使该学院最出名的毕业生们下台，如美林证券公司总裁斯坦·奥尼尔、哈里法克斯苏格兰银行首席执行官安迪·霍恩比（顺便提一下，他当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此外，批评者严厉谴责哈佛（及其商学院）发明了诸如债务抵押债券等末日机器，并且对它们的使用毫无危机感和责任感。《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该学院百年华诞的文章标题就是：“错在哈佛”。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提议：拥有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头衔的同事，应该以“末日大师”而非“工商管理大师”闻名于世。“如果罗伯斯庇尔从地狱爬出来寻找今天断头台的供品，”他写道，“他可以从一份名单开始，名单上的人名旁边都带有一个足以定罪的首字母缩写词：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
未获承认的“立法者”
总体说来，哈佛商学院百年华诞庆典的故事也是管理理论的故事：一个取得极端成功却被同样极端失败所拖累的故事。雪莱曾评价道，诗人是“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如今，此殊荣属于管理理论家。一些管理大师如德鲁克和哈默的名字或许不如华兹华斯或济慈那样拥有高贵的光环，然而，生活中随处可见管理理论家在颁布法令、重组机构、改变语言，甚至重塑人们的生活。我们对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在商界和银行界高层扎堆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工商管理硕士们在慈善机构、教会及大量公共部门发挥着影响力。（当莱特院长发表演讲之际，入主白宫的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宣称要实践“目标管理”并以前首席执行官们来填充他的内阁。）
管理理论的兴起是过去百年来最引人注目，也是被分析得最少的新发展。首位公认的管理大师是弗雷德里克·泰勒，他是创造以码表计时工作的“科学管理之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泰勒的著作销售量达到数百万册，而且他的咨询费是一天3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30美元。泰勒将工人当作机器的理论往往招来批评之声（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对此进行了露骨的嘲讽），但这并不能阻止包括亨利·福特在内的大批美国商界领军人物接受该理论，也不能阻止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例如，列宁要求他的追随者们改造“泰勒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泰勒的主要追随者之一亨利·甘特臆造了“五年计划”的理念。管理思想家追随着泰勒的道路稳步推进。“二战”后，“全面质量管理”先驱戴明在日本被誉为除麦克阿瑟将军之外最受敬仰的美国人。
20世纪80年代，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日本的崛起、电脑的普及以及新金融技术的出现，对管理理论的追捧达到了高氵朝。以汤姆·彼得斯为首的新一代福音派管理理论主义者，利用企业自我分析工具迎来了滚滚财源。1982年夏天，彼得斯与另一位麦肯锡顾问罗伯特·沃特曼共同出版了《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书，大胆地（及正确地）告诉美国商人，他们的成长状态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这本书销售了超过500万册，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有余，并使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