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需的工作量将远比他想象的要多，而且考虑到我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正职，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做这项工作。因此，我给予他祝福并建议他独自去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
阅读这本新版著作有点儿像是故居重游—但这不是对故居的简单整修，而是由新房东重建过了：许多房间被大规模地扩建，有些房间被改小了，而另一些房间则是被完全拆除了。有了楼梯，门的位置变了，窗户不见了。一切都被翻新过了。这显然是一次大规模改造，而不仅仅是换个名字而已。当然了，我并不喜欢这一切—总有股将沙发摆放回原位的冲动。但即使是从我任性自大的角度来看，其改善也是显著的。阿德里安让它再次跟上了时代，而且它仍然保留了原作大部分优秀内容及灵魂—诚恳客观的评判。
那么发生改变的是什么，而保持不变的又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行业保持不变，而理念发生了改变。
大师们的影响力贯穿始终。这并不仅限于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仍然是哈佛商学院之王，汤姆·彼得斯继续发表有关“解放型管理”及“疯狂的组织”的重要性的演讲。更普遍的情况是，管理大师们依旧像我们在1996年时描述的那样—是“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们仍然在协助塑造着形形色色的机构—从企业到政府再到慈善机构，他们仍然定义着现代组织生活中不时令人生厌的语言。咨询机构变得更加活跃了，而商学院的数量远比我们写作时多得多。乔治·布什是美国第一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他聘请了5位商界人士进入其第一届内阁。2002年6月20日，他授予了彼得·德鲁克总统自由勋章。
企业界发生的一切令本书更加值得关注。自从我们撰写《企业巫医》一书以来，大师们遭遇了两大尴尬事件。其一是安然事件。这家于2002年破产的石油贸易公司之前一直是管理行业的宠儿：它充斥着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毕业生，在众多经典案例研究中担当主角，与麦肯锡有着密切的联系（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在进入公司前原本是一位麦肯锡顾问）。其二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处于危机核心的许多金融工具都是由商学院一手炮制的，而且许多垮台的金融界巨头领导—包括雷曼兄弟公司的迪克·福尔德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都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鉴于此，管理业界一直在进行深刻反省，并期望彻底摆脱某些过度推销及过分炒作。但管理理论仍然是一个大杂烩。虽埋藏有宝石，但也存在大量的泥沙—最明显的是满篇术语的伪科学文章以及赶时髦的口号。对于一针见血地击中了管理行业的要害，阿德里安感到很开心，该行业已经成熟，正以我们曾经在“企业再造”上所见过的相同方式推销“企业社会责任”。即使是最优秀的大师们也有过分吹捧自己的癖好，而最差劲的简直跟沿街叫卖的小贩没什么区别。管理理论行业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行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为何该行业得以持续呢？答案与我们17年前给出的相同。商务人士急需具有竞争力的真知灼见（越来越多的官僚也同样需要）。他们需要答案、帮助。而且他们也知道两件事：其中有一些理念是有效的，完全忽略它们可能是致命的。尽管我们可能会嘲笑“企业社会责任”的潮流，并对在此旗号下产生的大量空洞套话感到厌恶，但背离了诸如环境及其供应商用人习惯等议题的公司往往会被突发事件击溃。而且商务人士即使不需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道歉，也可以向社会企业家学习。
所以管理理念的基本市场并没有改变。但理念本身呢？在此我认为理念有了更多的转变。我们曾在《企业巫医》一书中谈及相同的理念如何反复出现—尤其出现在通常旨在省钱的“硬性”管理工具（因此往往会涉及解雇）与着眼于利用人才和机会的“软性”管理工具之间的辩论上。这种状况仍然存在。本书有关于战略、组织和全球化的章节，但令我关注的是其发展速度改变了多少。例如，与1996年相比，如今利用全球市场而避免被它摧毁似乎已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创业革命已经渗透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人才也是一样。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同时也越来越普遍：在新兴市场国家，公司陷入了一场争夺最优秀人才的残酷战斗中。关于如何自我管理的问题已经从自助领域移至学术殿堂。在今天更为灵活的经济体系中，普通美国工人为现任雇主工作的时间只有两年，员工别无选择，对于职业发展只能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两个事件解释了《企业巫医》与本书之间众多更加惊人的变化。其一是互联网的兴起。在1996年，网络主要应用于学术界，而谷歌尚未创立。今天，超过80%的美国人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谷歌已开始担心自己正在遭受中年危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大大加快了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变化，包括从全球化到企业的拆分；它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大师及其独有的网络潮流，例如当前的“共同创造”热潮。
另一个变化是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的崛起。我们在《企业巫医》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