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的爷爷和小孙子在屋里玩耍，爷爷满脸爱意地和小孙子在沙发、窗台间转来转去。小孙子玩得开心极了。小孙子见爷爷今天情致这么好，也异常顽皮。爷爷把他放在壁炉上，鼓励他使劲儿往下跳，跳了一次，爷爷接住了他，又把他抱上壁炉，鼓励他再跳。小孙子看见爷爷伸着手，毫不犹豫地跳下来，但这一次，爷爷突然缩回双手，小孙子扑通一声掉到地上，痛得大哭大闹，爷爷却在一旁微笑着。面对旁人不解的神色，爷爷回答：“我是个成功的商人，我知道怎样去相信别人。而小孙子并不知道，他以为爷爷是可靠的。但这样的事情重复上两三遍，他就会渐渐明白：爷爷也不可靠，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要知道，爷爷是最疼爱孙子的人，他之所以灌输孙子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商场中的人不可信，即便孙子不从商，也要防备社会中的骗局。因为只有自己才靠得住，独立才是在社会中站住脚的唯一途径。
对一个小孩子尚且都这样教育，何况作为小资本经营者呢，学会自我保护，分清形势，不要盲目地就踏上一条船，行驶很远之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一条贼船，那时恐怕为时已晚，该失去的东西已然失去，剩下的只有懊恼。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防得住陌生人的行骗，却对友人的“迷魂汤”难以招架，从而导致自己的金钱被掏了个精光。在友人的嘴里，我们听到的仿佛全是利益，于是毫不思考地上了钩。
就拿马克·吐温作为例子讲述一个道理吧。马克·吐温45岁那年，靠爬格子发了一点小财，并有了一定的名声。一天，一个叫佩吉的老朋友来敲他的门。佩吉告诉马克·吐温：“我在从事一项打字机的研究工作，眼看就要成功了。一旦产品投放市场，金钱就会像河水一样流来，现在我只缺最后一笔实验费，谁敢投资，将来他得到的好处肯定是难以数计。”
马克·吐温本来就想入非非，经对方一说，脑子里幻想的火苗子一下被煽得很旺，他爽快地拿出2 000美元，投资研制打字机，有关研制的细节问题他从不过问。这样1年过去了，佩吉又找到马克·吐温，亲热地对他说：“打字机快研制成功了，只需要最后一笔钱。”2年过去了，佩吉又来拜访，仍是非常亲热地说：“快成功了，只需要最后一笔钱。”3年、4年、5年……时间一晃就是7个年头了，这个就快成功了的打字机还是没有研究成功。
马克·吐温屈指一算，先后2万多美元在佩吉的百般殷勤和甜言蜜语中丧失，他再也无法容忍了，责问前来要款的老朋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功？佩吉又拍着马克·吐温的肩膀，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赌咒发誓，说什么这回可是“真正地”接近成功了，只要马克·吐温投入“最后的”3 000美元，打字机保准能拿出来。原来一肚子气的马克·吐温想了想，反正2万多美元都赌出去了，再花3 000美元也算不了什么。只要打字机研制成功，几万美元就会成几倍几十倍地捞回来。
马克·吐温哪里想到，这“真正的成功”却被遥遥无期地拖了下去。他45岁开始投资研制打字机，到了60岁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打字机还是没有研制成功，而被这个无底洞吞掉的金钱，已达15万美元之巨，这些钱如果堆起来，恐怕能淹没一个人。他决定不再当傻瓜了。
但当佩吉出现在他眼前，用花言巧语向他劝说时，他大发横财的欲望又被煽动起来，决心又动摇起来。佩吉最后一次对马克·吐温说：“打字机已研究成功，机器没有问题，只要再调整一下就可以投放市场，如果你愿意再拿出最后一笔钱，当然要多点，那就……”“要多少？”“4万美元。”“4万美元就4万美元。”佩吉高兴得跳起来，他心花怒放地对马克·吐温说：“我的好船长，好望角就在眼前，再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它。”
好望角最终没能在马克·吐温眼前出现，相反的是传来了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其他竞争者已将打字机发明出来，并投入了工业生产。而马克·吐温投资的那个还在“调整”的打字机，即使能投放市场，也赚不了钱，他用心血换来的19万美元付诸东流了。
此时，马克·吐温才清醒过来，他痛心疾首地说：“我全明白了，现在我承认自己是个大傻瓜。对佩吉，我若是用一个钢夹子把他夹住，我就不许任何人放他，他就只好戴着那只夹子直到死了为止。”
这样一个事例摆在眼前，我们谁都能够了解马克·吐温眼睛里看到的全是利益，然而有些人在看到利益的时候还是不能舍弃，情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也要争取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收获。从客观原因上看，佩吉十分狡猾。他窥透了人性的弱点，所采取的诈骗方式也独特，每次均骗取为数不多的钱，所以一次又一次得逞。从主观上看，马克·吐温对佩吉偏听偏信，未进行鉴别，缺乏防人之心，对打字机的执著远胜对佩吉人品的分析，所以接连上当。
小资本经营者在生意往来中会遇到各形各色的人，讲究信誉，言而有信的谦谦君子大有人在；而道德败坏，到处